越南减税应对油价_越南避税

1.国际原油价格包括哪些价格呢 ？

2.警惕全球经济陷入二次衰退

3.印度尼西亚 通货膨胀 急！！

4.七十年代的美国经济是什么梗

国际原油价格包括哪些价格呢 ？

国际原油价格 国际原油市场定价，都是以8世界各主要产油区e的标准油为0基准。比1如在纽约期交所，其原油期货就是以8美国西得克萨斯中7间基原油WTI（WEST TEXAS INTERMEDIUM）”为5基准油，所有在美国生产或销往美国的原油，在计1价时都以8轻质低硫的WTI作为5基准油。因为1美国这个d超级原油买家的实力o，加上n纽约期交所本身的影响力p，以8WTI为0基准油的原油期货交易，就成为1全球商品期货品种中2成交量的龙头。通常来看，该原油期货合约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及z很高的价格透明度，是世界原油市场上j的三o大a基准价格之q一c，公7众和媒体平时谈到油价突破多少5美元d时，主要就是指这一i价格。 然而，世界原油三h分5之x二m以1上i的交易量，却不u是以8WTI、而是以4同样轻质低硫的北海布伦特（Brent）原油为1基准油作价。5750年8月623日5，伦敦国际石油（IPE）推出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包括西北欧、北海、地中3海、非洲以0及s也g门g等国家和地区m，均以2此为1基准，由于x这一n期货合约满足了w石油工z业的需求，被认6为2是“高度灵活的规避风7险及q进行交易的工r具”，也n跻身于c国际原油价格的三q大l基准。 伦敦因此成为6三h大v国际原油期货交易中3心8之u一e。布伦特原油期货及s现货市场所构成的布伦特原油定价体系，最多时竟涵盖了a世界原油交易量的00%，即使在纽约原油价格日7益重要的今7天h，全球仍4有约80%的原油交易量，是以6北海布伦特原油为7基准油作价。 布伦特原油和WTI在品质和价格上l均非常接近，近30年来的原油价格统计6表明，二m者涨跌同步，前者通常比0后者低4%左右。比1如8838年布伦特原油价格71。76美元u，纽约WTI是36。51美元d；2005年两者分1别涨至81。22美元l和55。10美元s。 中8东各大y产油国生产的或从4中4东销售往亚洲的原油，其作价的基准油，既不v是纽约的WTI，也g非伦敦的布伦特原油，而是阿联酋的高硫“迪拜（Dubai）”原油。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欧佩克（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油价，它往往可以0反6映亚洲对原油的需求状况。其现货主要在新加坡和东京交易，期货交易量则很小m。 通常，迪拜原油会比0WTI和布伦特原油便宜20%左右。比4如2003年布伦特原油价格突破10美元k时，迪拜原油只卖22美元f；不p过仅6两年全球油价疯涨以6来，高硫与z低硫原油之q间的价差最小g曾缩至8美元w；纽约WTI油价破00美元s时，迪拜原油也y超过了y20美元h。 此外，在远东市场还有两种定价方4式： 马a来西亚轻质原油塔皮斯（TAPIS）。它是在东南亚代表轻质原油价格的典型原油，东南亚轻质原油大s部分6以3它为5基准油作价。其主要交易方6式是与d其他标准油的价差交易。印度尼西亚官方4价（ICP，其中2包括米纳斯油）。以8这种方5式作价的主要有印尼原油以2及y远东地区f部分6国家的部分2原油，如越南的白虎、中3国的大r庆等。因为8低硫原油的炼制成本和技术要求较低，产出成品油比7率较高且炼油装置运行更平稳，目前全球约400家炼油厂c中4，包括中1石油和中5石化4的几f大i炼油厂x在内7，80%以3上r只能加工u低硫原油。中7国所产原油的作价机制，迟至3250年才p开w始与o国际市场接轨。不i过，我们既不q以8WTI或布伦特原油为6参照，也c不q以4迪拜原油价格为1基准。比5如大r庆、胜利等多数油田所产原油，定价时是参照印度尼西亚原油的官方8价（ICP）；少5部分1中1国产的轻质原油，则与d马c来西亚轻质原油TAPIS的价格联动。 -------------------------------------------------------------------------------------------------------------------------------------------- 电视上k报道的是国际油价 像早间新闻《第一t时间》就是 其他也d是 -------------------------------------------------------------------------------------------------------------------------------------------- 哪些市场的哪些合约？合约你是说原油定价机制么p？ -------------------------------------------------------------------------------------------------------------------------------------------- 参考：知道的就这了bl纭wㄤkm黏пjc￥ivДのλc￥l纭

警惕全球经济陷入二次衰退

图/视觉中国

文 | 邵宇 陈达飞

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历时两年，OECD国家整体产出缺口尚未弥合，供应链和劳动力带来的供给侧负冲击仍是主要解释。2020年-2021年的通胀压力来自负向的供给冲击叠加正向的需求冲击。2022年是需求政策退潮的一年。美国的通胀率原本应该在一季度末或二季度初出现拐点后进入下行通道，但俄乌冲突可能会延迟拐点的到来。此外，国内疫情的反弹是全球供应链的新的扰动项，又增加了主要贸易国家（或地区）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在3月的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决定加息25个基点，并宣称在即将到来的会议上缩减资产负债表（大概率是5月）。按照利率点阵图，美联储全年或加息7次（每次25个基点），这意味着剩下的6次会议都会加息。当然，在随后的公开演讲中，美联储鲍威尔声称，合宜情况下加息幅度会超过25个基点（如50个基点）。相比2013年-2019年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周期，本次可谓“急刹车”。虽然2021年8月发出缩减购买（Taper）信号和11月实施的时候并没有像2013年那样引发金融市场的恐慌，今年“快进的”加息和缩表不仅可能引发恐慌，还可能提前终结美国的复苏进程。再考虑欧洲的通胀压力，以及中国在“三重压力”之外新增的防疫压力，2022年全球经济不容乐观。

从出口的商品结构而言，燃料（原油和天然气等）占俄罗斯出口的比重约为50%，食品、农业原材料、矿石和金属等产品占比约30%，机械和运输设备及其他制成品占比约20%。乌克兰的出口以食品为主，占总出口的比重为45%，机械和运输设备及其他制成品占比略低于40%，余下主要是矿石和贵金属等。俄罗斯燃料出口当中的55%到欧洲，40%到亚洲。乌克兰食品当中的53%出口到亚洲和大洋洲，33%出口到欧洲。可见，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影响主要通过大宗商品渠道，其对供给侧的负向冲击可能中断正在修复的全球价值链。

在初期，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冲击是对称的，表现为量和价的同步下行，其后之所以表现出以供给冲击为主导，是因为外生的政策刺激改变了供求关系。通货膨胀就是供求缺口的响应。这与2007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显著不同，它以需求冲击为主。而且，由于发达经济体金融复杂性和相互依赖度更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弱（尤其是对外开放度不高的经济体），在之后的复苏中也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中国）。这一次，由于生物医学技术和政策空间的差异，（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在疫情冲击面前表现得更脆弱，复苏进程也更迟缓，绝大多数经济体至今仍未回到疫情之前的潜在增长路径。

疫情扩散、刺激政策和宏观经济三个周期之间的错位是理解疫后世界经济的重要线索。由于不同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有不同的分工，这种周期的错位使得全球价值链恢复所需的时间和难度远超预期，使得复杂度高的产业链或制成品持续面临关键中间品或原材料的短缺，如 汽车 产业链中的芯片等，进而导致相关产品价格的上升。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美国生产商反映芯片缺口在2021年2月达到峰值后趋于下行。由于乌克兰是氖气（芯片原材料之一）的重要出口国，俄乌冲突也会对芯片和 汽车 产业链产生扰动。截至今年初，美国 汽车 等交通运输品价格涨幅仍维持在20%以上，在2月CPI涨幅（7.9%）中贡献了3.9个百分点，贡献率50%。

美国的通胀压力在全球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和欧元区（图1）。由于基期的原因，2021年4月美国核心CPI同比跳升至3%，经过三季度的暂时修整后，去年10月至今持续攀升，2022年2月已经达到6.4%，为40年来新高。英国自2021年8月突破3%以后一路上扬，11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以上。欧元区在去年10月突破2%，有可能在今年3月突破3%。由于内需偏弱和政策刺激不强，中国通胀压力主要体现在上游（PPI通胀），CPI压力不大（但今年上下游传导压力或强于去年）。日本通胀读数自去年4月开始回升，9月后由负转正，2022年2月为0.6%，压力也不大，中长期而言，超老龄化 社会 对应的往往是通缩压力。

18年2月，米勒接任美联储，将FOMC武装成了卡特的支持者。他们坚信，只要失业率在5.5%以上，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通胀。18年底，通胀率突破9%，米勒认为，强势的工会、私人部门的工资和利润上涨应为此承担责任。时任CEA舒尔茨在18年初写给卡特的备忘录中称：“我们没有看到通货膨胀正在升温的迹象，也不认为其在两年内有加速的可能”。19年，石油危机再次来袭，经济陷入滞胀，FOMC仍然不愿意收缩货币。1980年初，通胀率站上了15%的高位。

大滞胀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是不同因素之间的接力，既有石油冲击等供给侧因素，也与美联储货币政策和工资上涨等需求侧有关，还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美元大幅贬值有直接联系。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约翰逊接任总统，为越南战争和“伟大 社会 ”融资成为白宫的首要事项。

政治诉求与经济学主流思潮不谋而合。凯恩斯主义当时已经占据美国主流经济学阵地，凯恩斯主义者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财政部和美联储等重要经济部门都有任职。他们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收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失业，不会降低通胀。他们要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将经济增速维持在4%以上，将失业率维持在4.5%以下。

1966年初，美国CPI同比增速在突破2%后加速攀升。在等待增税提案的过程中，时任美联储小威廉·迈克切斯内·马丁一次次地推迟加息。1968年末，失业率下降到3.4%，马丁开始紧缩货币。经济应声走弱，GDP增速在1968年二季度触顶后一路下行，10年四季度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从1969年的3.5%提高到10年底的6.1%（图2）。这似乎坐实了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降低通胀的代价是增加失业。截至10年初，通胀已经超过6%。

10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崩溃之际，由尼克松提名的伯恩斯接替马丁任美联储。两人风格迥异。马丁是保守派。伯恩斯虽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却认同凯恩斯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看法。他认为，物价上涨不是货币现象，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充分就业，应该依靠财政和收入政策（比如直接进行价格与工资控制）管理总需求，进而稳定物价。FOMC内部的主流观点也认为，只要产出缺口为负，或失业率高于4.5%，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或加剧）通货膨胀。在价格黏性的设条件下，美联储增加了对短期物价上涨的容忍度。伯恩斯上任后，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和增加货币供给的进程。伯恩斯希望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就业的支持，来换取的工资-物价控制以稳定物价。

13年初，通胀卷土重来。价格管制法案4月到期。伯恩斯建议尼克松扩大价格管制范围，要求对所有价格、利润和利率实施冻结。由于经济回暖，价格管制不仅没有控制住物价，反而制造了短缺，推动物价进一步上行。10月石油危机爆发前，美国CPI增速已经达到7.4%。14年4月，国会任由价格管制法案到期，通胀率在年底突破12%。伯恩斯仍然认为货币政策不应该为通货膨胀负责，转而无端指责财政赤字。这是因为，在工资和利润管制情况下，成本推动说不攻自破。

水门之后，尼克松被迫辞职。14年8月9日，福特就任总统。福特执政期间，货币政策整体偏紧。到16年底，CPI增速下降到4.3%的低点。吉米·卡特于17年初接任福特，带着他的经济刺激方案走马上任。其经济智囊也基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如拉里·克莱因，激进思潮卷土重来。18年“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案”（《汉弗莱-霍金斯法案》）重新表述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联邦储备系统的董事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应保持长期增长的货币和信贷总量，以有效促进最大就业，稳定的价格和温和的长期利率等目标的实现”。在实践中，就业摆在首要地位。

伯恩斯的观念并没有转变。他并没有认识到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系，仍然固执地试图通过影响卡特的财政与收入政策，来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卡特执政后，FOMC的焦点是刺激经济增长，17年7月的会议是典型的因为担心影响经济复苏而不愿意加息的案例。9月，M1增速再次突破8%。

18年2月，米勒接任美联储，将FOMC武装成了卡特的支持者。他们坚信，只要失业率在5.5%以上，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通胀。18年底，通胀率突破9%，米勒认为，强势的工会、私人部门的工资和利润上涨应为此承担责任。时任CEA舒尔茨在18年初写给卡特的备忘录中称：“我们没有看到通货膨胀正在升温的迹象，也不认为其在两年内有加速的可能”。19年，石油危机再次来袭，经济陷入滞胀，FOMC仍然不愿意收缩货币。1980年初，通胀率站上了15%的高位。

将大通胀完全归因于两次石油危机是一大误识。它是一场接力，起点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始作俑者，石油危机只是最后一棒。 1966年《劳动法》修正案对工资的拉动，1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尼克松物价管制导致的供给短缺等都贡献了力量。激进的进步主义思潮和凯恩斯主义分别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武装了和国会。马丁孤掌难鸣，伯恩斯态度暧昧，米勒唯首是瞻，被政治化的货币政策丧失了独立性和主动性。

从疫情后美国通胀的成因、鲍威尔主政的美联储的政策应对、的政治诉求和流行的经济学理论会发现，总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WTI原油价格相比疫情前翻了一番，俄乌冲突仍可能进一步推升油价；鲍威尔在2021年三季度以前都宣称“供给侧结构性通胀”是临时的，货币政策持续走在市场曲线的后面（behind the curve），根据新货币政策框架修订的泰勒规则的指示，美联储应该在去年二季度开始Taper，去年四季度开始加息，实际进度晚了半年。模型显示，当前通胀和失业率组合对应的联邦基金利率约为1%。

赢得总统大选借助了民主党进步派的力量，其政策也具有明显的进步主义倾向——与罗斯福-约翰逊时代相似，缓解不平等在其政策目标函数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白宫经济部门当中，经济顾问委员会（CEA）塞西莉亚·劳斯、成员杰瑞德·伯恩斯坦，及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OMB）主任尼拉·坦顿等都持有进步主义政策主张。在经济理论方面，近年来兴起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将凯恩斯主义推向了极致，疫情后美联储购买国债的行为被认为是MMT的实践。

笔者曾在2020年的文章《通胀归来，还是通缩-债务螺旋？》中指出，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利率、就业与物价的部分趋势性因素——全球化、价值链贸易和人口——在后危机时代已悄然出现临界点。左侧是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的胜利，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利率和期限溢价持续下行，工资增速停滞，收入分化加剧，劳动份额下降；右侧是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复兴，名义利率降无可降，失业缺口转为负值，通胀中枢或明显上升，其中短期压力甚于长期，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线或再次转向陡峭…… 肺炎疫情之后，制造业产业链加速调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取的超大规模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或许就是点燃通胀的烈火。

当下，已经不再有人宣扬MMT的神奇功效了。鲍威尔也开始正视通胀的持久性问题，用三年时间（到2024年）将美国通胀降至2%。抛开大宗商品涨价输入性通胀压力，美国国内劳动力成本与房价/租金上涨的压力也不可小觑。 通胀的演绎及美联储对策，对美国及全球经济是否会陷入疫情之后的“二次衰退”至关重要。

防范全球经济“二次衰退”风险

国债无风险利率的期限结构是判断美国经济是否会进入到衰退周期的最重要的单一变量。它反映的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立场——长短期利差倒挂表明货币政策偏紧，反之则偏松（与仅仅观察联邦基金利率的升降不同）。以1年期与10年期国债利差为参考，在过去60多年里，除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次例外情况，每次利率倒挂之后都出现了衰退。而这一例外情况之所以出现，主要原因是约翰逊总统上台后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利差倒挂往往出现在失业率和核心CPI的交叉附近（或接近交叉，失业率向下，CPI向上）。这一情况也正在发生。去年11月以来，1年期利率开始上行，今年初以来显著加速，离利差倒挂还有85个基点的空间。在利差倒挂前夕，失业率会开始上升。一般而言，在加息过程中，短期利率上行速度会更快。 如果美联储退出非常规政策的节奏和利率上行的速度过快，美国将面临二次衰退的风险。在最新的GDP预测中，美联储已经将美国2022年的GDP增速从去年底预测的4.0%下调至2.8%。

鉴于欧债危机期间过早加息和过迟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教训，欧盟在应对疫情时政策更加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性也更好。又因为早期通胀压力较小，欧央行在缩减资产购买和加息方面也更加保守，疫情期间的疫情紧急购买（PEPP）和资产购买（APP）和零利率政策仍维持不变。由于欧洲对俄罗斯能源进口的依赖度较高，面临的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也较大。欧央行不得不重新评估通胀的持续性问题，有可能提前进入退出流程。从经济的综合领先指标来看，欧洲经济增速的高点出现在去年三四季度，但经济规模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潜在增长路径。如果欧央行提前退出，很可能终结本就迟缓的复苏。除此之外，欧洲还面临新的难民潮问题。

中国是疫情期间全球价格的“稳定器”。分地区而言，美国的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进口价格指数）主要来自加拿大、欧盟和墨西哥等，中国（和日本）出口至美国的商品价格指数始终平稳运行。 这既得益于中国有效的防疫政策，也与中国价值链的完整性和国内保守的刺激政策有关。中国的政策以保市场主体为主（减税降费+信贷支持），以此间接地实现保就业和保民生，在经济结构上表现为生产端强于需求端。以美国为代表，西方国家的政策以直接保民生为主（直接给居民发钱），同时利用货币政策保持市场主体不发生流动性危机，在经济结构上表现为需求端强于供给端。中外正好形成互补，于中国是外需补足了内需，于海外是中国的供给补足了它们自身供给的不足——世界工厂地位得到了彰显。但这一结构政策出现变化。中国正在受新一轮疫情的困扰，生产与需求双双承压，而海外经济正在全面重启，需求动能不减，供给能否衔接得上？情况不容乐观。国内三重压力未解，又添疫情，稳增长压力更大。

萨伊称，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反之，供给不足也会消灭需求。全球价值链贸易曾经源源不断地为发达国家输送廉价的制成品，但疫情扰乱了价值链分工，使得原材料和耐用品价格持续攀升，通胀卷土重来。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制裁与反制裁进一步增加了价值链的脆弱性，可能终结来之不易的修复。2022年，供给侧仍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拐点何时出现至关重要，其对下游生产和终端消费的影响还将逐步兑现。

所以需防范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二次衰退”，尽管它可能不像第一次那么剧烈，也不会马上到来，关键看三个变量：俄乌冲突走向、中国疫情的扩散和美国与欧央行的货币政策退出的节奏。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博士后工作站主管；编辑：苏琦）

印度尼西亚 通货膨胀 急！！

一、总量态势

1．经济增长明显回落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061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1800亿元，增长3.5%，回落0.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67419亿元，增长11.3%，回落2.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51400亿元，增长10.5%，回落1.6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3%，比上年同期回落2.2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增长15.9%。分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12.7%，集体企业增长10.5%，股份制企业增长18.8%，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4.3%；重工业增长17.3%，轻工业增长13.8%。产销衔接状况良好，产品销售率.7%，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

2．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7.9%，比1-5月份低0.2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7.6%，农村上涨8.6%。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20.4%，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6.64个百分点；居住价格上涨6.9%，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1.02个百分点；其余商品价格有涨有落。

3．就业目标完成较好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640万，完成全年目标的64%；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282万，完成全年目标的56%；就业困难人员就业77万，完成全年目标的77%。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65元，同比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528元，增长1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3%。

4．国家外汇储备增加

2008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8088亿美元，同比增长35.73%。上半年增加2806亿美元，同比多增143亿美元。6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8591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6.099%，实际有效汇率升值3.75%。

二、因素与结构

1．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有所改善，城乡消费同步增长

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8402亿元，同比增长26.3%，比上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58436亿元，增长26.8%；农村9966亿元，增长23.2%。在城镇投资中，三次产业投资分别增长69.5%、26.6%和26.2%，第一产业同比加2个百分点；中、西部投资分别增长22.4%、35.3%和28.6%，中西部增速明显快于东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043亿元，同比增长21.4%，比上年同期加快6.0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9%。其中城镇34819亿元，增长22.1%，县及县以下16224亿元，增长20.0%；批发和零售业43068亿元，住宿和餐饮业7207亿元，分别增长21.3%和24.0%。

2．出口增速有所回落，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

上半年，进出口总额12342亿美元，同比增长25.7%，比上年同期加快2.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6666亿美元，增长21.9%，回落5.7个百分点；进口5676亿美元，增长30.6%，加快12.4个百分点。贸易顺差990亿美元，同比减少132亿美元。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24亿美元，增长45.6%，比上年同期加3.4个百分点。

3．财政收入增长加快 企业利润和个人收入增速减缓

1－5月份，国家财政收入完成29064.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3.8%，增速同比加.2个百分点，增长最快的是关税和企业所得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0944亿元，同比增长20.9%，比上年同期回落21.2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最多的5个行业分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开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煤炭开和洗选业。

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65元，同比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528元，增长1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3%。

4．货币供应量增幅回落 本外币存反向变动

6月末，广义货币 (M2)余额44.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37%，增幅比上年末高0.63个百分点，比上月末低0.7个百分点；狭义货币 (M1)余额15.48万亿元,同比增长14.19%，增幅比上年末和上月末分别低6.86和3.74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3.02万亿元,同比增长12.28%。上半年净回笼现金194亿元,同比多回笼2亿元。

6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5.02万亿元，同比增长17.84%。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3.9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5%，比上月末低0.84个百分点。外汇各项存款余额1638亿美元，同比下降1.75%，上半年外汇各项存款增加30亿美元，同比少增23亿美元。

6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余额30.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17%。人民币各项余额28.62万亿元，同比增长14.12%，增幅比上年末和上月末分别低1.98和0.74个百分点；外汇余额2753亿美元，同比增长48.63%。上半年人民币增加24525亿元，同比少增899亿元。外汇增加553亿美元，同比多增388亿美元。

5．银行间市场成交量扩大 利率略有所回升

6月份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累计成交8.31万亿元,日均成交 4153亿元，同比增长55.9%,同比多成交1489亿元。

6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3.07%，比上月高0.24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0.68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3.08%,比上月高0.20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0.61个百分点。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超额储备率1.95%,比上月末高0.44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1.05个百分点。

6．全球股市普遍下跌，A股跌幅全球之最

受全球经济下滑和油价持续高走的影响，全球股市普跌，美股创两年来新低。A股处于下跌中继当中，第二季度上证综指收于2746点，单季跌幅达20%。由于越南股市已反弹30%，因此上证股指自6000点以来跌幅是同期全球之最。

影响A股下跌趋势的基本面因素主要有对国内经济下滑的担心和CPI的持续上扬，并且与国际资本市场联动性越来越强。国内机构对A股仍是一片看淡，基金赎回压力大增，反过来又进一步对A股走势构成压力。

三，政策效应

1， 总体经济形势判断

今年可谓是多事之秋。继南方雪灾之后，四川又发生8级大地震；美国次贷危机一波三折，国际金融动荡加剧，全球通胀上升，增长趋缓。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运行基本稳定，上半年GDP增长10.4%，CPI上升7.9%，呈现出经济增长明显滑落，通货膨胀高位趋降的态势，与人们的预测大致相符。

经济增长回落，表明我国的经济运行进入了本轮增长周期的下行区间。不过，目前仍处在高位，回落的空间还有。人们对增长回落给予了过分的关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如果回落过大，很多矛盾和问题就可能无法掩盖和拖延；二是官员晋升的锦标赛以及的正当性和威信也可能受到影响；三是就业困难有可能增大，社会稳定会受到威胁。

其实，真正值得人们关注的是，经济运行风险的进一步积累。这从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一是进口高速增长，出口增长大幅回落，虽然符合经济调整的需要和方向，但增加了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二是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操作方向不错，但一时难以到位，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依旧，甚至呈加剧之势。三是企业利润增长下滑，个人收入增长趋缓，而收入增长过快，再加上相对价格扭曲，既可能在通胀较高的情况下使增长进一步下滑，更不利于结构调整。

关于地震的影响需要具体分析。在经济上，地震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估计在上万亿元左右，有的甚至无法补救，但损失的是存量资产，而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过程，引致和增加的是新的社会需求，拉动的是流量的增长。在社会生活方面，地震也是危险和机会并存，应对和把握得好，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整合，否则，也可能是又一次付出的学费。

2， 关注全球通胀和国际金融动荡

今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基本趋势是经济增长趋缓，通货膨胀加速。欧元区一季度经济增长达到0.8%，二季度会进一步萎缩，CPI已经达到3.7%，今年夏季有可能超过4%，是欧洲央行通货膨胀控制目标的2倍。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接近4%，晚些时候有可能达到5%。美国经济增长率一季度为0.6%，全年预计为1－1.6%，6月份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了1.1%，为2005年9月以来的最大升幅，也是26年来的第二大升幅，预计全年通货膨胀率将达到3.8%-4.2%。许多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而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南非和印度尼西亚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两位数，越南的通货膨胀率超过25%，形成了全球通货膨胀的态势。

很多人将通货膨胀的上升归之于石油和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此议有一定道理。近四年来，国际油价每年以每桶10―20美元的幅度上涨，自去年7月以来，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市场监督原油一篮子平均价翻了一番，从70美元涨至140美元，今年涨得更快，前6个月提高了近50美元，涨幅超过了40%。近三年，国际粮价上涨了181%，食品价格上涨了83%，3、4月份国际大米价格猛涨75%。然而，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一个货币现象。全球通胀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国际货币政策环境过于宽松，特别是美国为了应对次贷危机而实行了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再加上日本央行长期实施的低利率政策。至于一些新兴经济国家，由于取不同形式使本币与美元挂钩，因而当美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美元走贬时，也就无法收紧自己的货币政策。实际上等于美联储输出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这是目前国际经济运行的实际，并不是什么人的阴谋。因为，现行的世界秩序是一种强权主导行的格局，而各个国家又都是民族利益至上，其行为方式和政策选择都是为了最大化本国的利益。

与全球通胀密切相关，国际金融动荡的加剧也值得特别关注。最近，美国两大房贷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出现运营危机，一周之内两家公司的股价跌去了50%，半年内市值合计蒸发了460亿美元，受此拖累，纽约三大股指全线下挫，全球市场发生“金融海啸”。与此同时，美国印地麦克银行由于包括次贷在内的信贷资产出现大批坏账，造成亏损，发生流动性困难，出现挤兑，因而倒闭，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大规模的银行倒闭案。于是，次贷危机远未结束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自去年9月次贷危机暴发，与次级住房抵押有关的金融机构纷纷破产倒闭，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次贷危机的冲击一浪接着一浪。去年底今年初，花旗、美林、瑞银等著名金融机构相继报亏和扩大损失计提，并向外寻求融资，市场流动性压力剧增，美联储在向市场流入资金的同时，与欧洲央行等联手干预。一些人预断，次贷已经见底。今年三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濒临破产，迫使美联储紧急注资，并大幅降息75个基点。到了4月份，历时几个月的金融市场动荡一度出现了某些缓和迹象，一些人又预测次贷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这一次的冲击让人们重新认识次贷危机及其影响。由于房利美和房地美在美国住房金融体系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承担着美国12万亿美元普通住房的融资或者信用担保，其破产倒闭可能是灾难性的，与之相比，次贷危机已经引发的金融动荡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因此，美国不可能见死不救。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已达5065亿美元，仅次于日本（5787亿美元），并且是两房的最大债权人，损失已无法避免，即使美国通过发行更多的国债施以援助，也只是减少了一些损失而已。

3， 货币、汇率与短期资本流动

今年以来，面对通货膨胀上升之势，央行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曾四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2.5个百分点，回收流动性1.3万多亿元，并按季度加强了对的控制。应当肯定，从紧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应当坚持，不能因通胀率的高位回落而改变。但是，具体操作还是可以讨论的。数量控制是刚性的，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小企业资金紧缺，就是证明。不如适当放松数量控制而运用利率调节，这就会给那些能够承受得起的企业以选择的余地。

央行偏好于数量手段而摈弃价格手段的原因在于，在中美利差倒挂和升值压力未解的情况下，运用利率调节会刺激热钱流入。特别是最近，有人估算热钱流入的规模达到1.75万亿美元之巨，更增加了央行的顾虑。其实，热钱本身的概念就不清楚，不如改用短期资本流动，其数量也是一个难以准确估算的问题，上述估算就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合理之处。我们曾经指出，短期资本流入套汇套利的激励，主要来自于汇率升值预期，利差不是主要问题，因为短期资本不可能在银行呆那么长的时间，而实际利率为负和存利差过大造成的相对价格扭曲和财富逆向转移才是主要问题。对此最好的证明是，在股市走低的情况下，今年上半年上市银行的利润猛增，中信、浦发、民生、招商预增100%以上，其中，中信和浦发分别是150%和140%，全部上市银行上半年预增利润有望达到70%，全年达到50%，其中，利差收入占1/3以上。要知道，政策操作和市场调整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没有最好的政策，只有适当的政策。因此，政策调整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不能只求稳妥，不求进取，否则，只能处于被动挨打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尴尬境地，其失误和风险可能更大。

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了6.1%，从2005年7月21日以来，累计升值接近20%，但对欧元不升反贬。有人认为，升值已经到顶，升值速度过快，升值并不能抑制通货膨胀。其实，短期资本流入加速，升值压力依旧，说值并未到位。通货膨胀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治理通胀需要多种政策的配合作用，既不能把抑制通货膨胀的责任完全归之于货币政策，也不能把升值的目标定位于治理通货膨胀；汇率升值主要是调整内外相对价格关系和解决经济内外失衡。不仅如此，汇率升值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既有互补的一面，也有互替的一面。汇率升值减少了相对价格扭曲和外部需求，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在没有调整到位以前，升值预期和升值压力造成的短期资本流入，还会推动通货膨胀。CPI和PPI的不同走势、储蓄存款回流、一般市场价格与资产价格涨落互见以及本外币存的反向运动，均与此有关。

人民币汇率升值必然会增加进口和抑制出口，今年以来出口增长趋缓、进口增长加快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一部分出口企业出现困难，甚至关闭破产，纺织等一些出口行业和珠三角等出口导向型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受到明显影响。这正是汇率调整的目的以及调整的代价或者机会成本。须知，任何政策都不是免费的午餐。经过调整，汇率趋向合理，内外失衡缓解，国内配置和经济结构改善，失业的工人就会重新就业，经济也会恢复增长，虽然会有一个过程和时滞。应当指出，人民币汇率升值，一部分出口企业出现困难，正是进行调整的好时机。如果没有困难，生产多少出口多少，利润不断增加，日子很好过，谁还去调整？事实上，真正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逼出来的。陷入困境的企业都是技术水平低、加工程度浅、增加价值少的企业，这些企业也正是需要退出的企业。这些企业不退出、不转型和不升级，新的企业就进不来，只有低水平和低技术的企业退出去或者转型升级了，新的高水平和高技术的企业进入了，技术水平才能提高，产业发展才能提升，出口结构才能改善，中国才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这是汇率升值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货币政策独立性不足和操作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汇率政策就成为调整的主要手段。在最近的汇率政策操作中，央行改变了一升一贬的操作方式，开始了对美元、欧元和日元同时升值的操作。这是一个进步。实践证明，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做并没有太大的风险，反而扩大了汇率政策的操作空间。至于汇率升值对出口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可以运用其他政策手段予以平衡和缓解。最近出台的提高纺织业出口退税的办法就是如此。

在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和国际金融动荡加剧的情况下，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造成了风险的积累，而资本流动的逆转则将是危机的来临。最近越南的情况就是证明。因此，央行不仅要治理通货膨胀，保持货币稳定，而且要关注资本流动，保持金融稳定。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有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经济增长虽有滑落，但依然保持了10.4%的增长速度，似乎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是，资本流动的逆转也许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其对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而中国目前的情势又是历史上不曾遇到过的。所以，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一方面在加强资本流动监管的同时，进一步推进汇率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对资本流动趋势和情况进行有预见的研究和事先的充分准备。这样，在来临时就能处于主动地位，进退有据，应对自如。

4， 把治理通胀和调整相对价格结合起来

在上个季度的经济分析报告中，我们明确地指出，中国进入了一个中度通货膨胀时期，这个时期并不是一、两年的短期的，而可能是中期的。即使下半年的消费价格走低，今年的通胀率也不可能降到6%以下，明年也不会更低，企图把消费价格控制在5%以下是不可能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流动性过剩，不得不调整人为压低要素价格，都是推动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即使别的因素存而不论，仅就粮食来看，问题也是很清楚的。尽管今年的夏粮取得了丰收，预计达2400亿斤，全年粮食产量1万斤，但是，在国际粮价大涨和粮食危机显现的背景下，国内粮食价格表面上波澜不惊，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上升通道。据了解，现在山东、河北等地的小麦市场价格已经达到0.82元/斤以上，虽低于5月份国际市场小麦价格（接近1元/斤），但远高于2008年国家规定白麦的最低收购价格（0.77元/斤），再加上农资价格上涨的压力，粮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否则，不仅现行收购价对农民没有吸引力，再一次发生谷溅伤农的事情，也阻止不了粮食的走私出口。因此，与其取价格控制和扭曲相对价格的办法，不惜代价地把通货膨胀率压至5%以下，还不如面对现实，在稳定通胀预期和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同时，相机抉择，推进要素价格改革，校正相对价格关系的人为扭曲。

在面临通货膨胀上升的情况下，人们更关注价格总水平和通货膨胀，而忽视相对价格和比价关系。这一点不难从新闻媒体的舆论中得到证明，把治理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一目标就是其集中表现。不仅如此，为了治理通货膨胀，甚至取了控制物价、扭曲相对价格的做法，如扩大实际利率负值，保持要素低价，进行不适当的价格补贴等等。其中一个重要依据是一个传统的错误观点，即认为通货膨胀会扭曲收入分配和造成财富转移。其实，通货膨胀上升是价格总水平上升，虽然对低收入阶层的损害较大，但扭曲收入分配和造成财富转移的是相对价格扭曲，而非价格总水平的变化。

如果说在通货膨胀率高的时候，相对价格的调整比较困难，那么，用扭曲相对价格来抑制通货膨胀，造成的问题可能更大。因此，把抑制通货膨胀和调整相对价格结合起来，也许更为恰当。6月20日成品油价格的调整就是一例。如果成品油价格不作调整，油品的消费和浪费还会增加，财政补贴和社会不公也会继续扩大，供应紧张的局面就会加剧，油价还要进一步上涨。而调升成品油价格，虽然有可能使今年的消费物价稍有上升，但会使以后的通货膨胀受到抑制。中国提高成品油价格，国际油价应声回调就是证明。因此，对于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来说，成品油提价是长期利好。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是4美元，日本是188日元，香港是16港元，而国内提价后是6元多。如能通过几次调价，与国际油价接轨和联动，进而放开油价，就可以彻底消除油价管制中发生的种种荒唐，降低经济运行风险，改善中国的能源安全。因此，有了这一次的经验，奥运会以后，应当继续做下去。油价如此，其他价格也是一样。

此次成品油提价虽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与此同时取的一些价格管制和补贴措施还值得讨论。发改委在把汽、柴油价格每吨提高1000元，航空煤油价格每吨提高1500元，电价每千瓦时提高2.5分钱的同时，宣布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铁路客运、城市公交、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液化气、天然气价格均不得提高，城乡居民用电、农业和生产化肥用电价格不作调整，对全国发电用煤价格实行临时价格干预，发电用煤出矿价不得超过提价当日的实际结算价格。此外还出台了一些价格补贴。从这些情况中不难看出，一是价格调整的政策目标全部集中于此次提价不能影响消费物价，这与其说是关注民生，不如说是为了的面子，结果是大大削弱了调价的效应。比如，如果说低保补贴标准较低，应当及时提高；既然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价格不得提高，为什么借此提高低保标准。再如，出租车租价不能提高，油价提高由补贴，究竟补贴了谁？能够经常打的的不会是低收入群体。二是进一步扭曲了相对价格关系，比如，与油品相比，天然气价格本来偏低，现在更低了。再如，煤电联动搞了多年，很难推动，这次干脆把它取消了。三是的价格管制大大加强，以至于深入到很多具体行业和具体产品中去，这才是更令人担忧的事情。可见，用加强价格管制和扭曲相对价格关系的办法来治理通货膨胀，其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

四，体制分析

1， 关于国企高管的激励和薪酬

在第1季度的报告中，我们讨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提出了先收租，后分利，收租和减税并行的建议，这里根据新的情况再做一点补充。

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对企业高管的激励和薪酬问题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国资委和有关部门做出了一系列规定，并着手实施股权激励。开始时，境外高管的高薪和股权激励只是画饼充饥，名义上与国外高管一样，实际上拿的仍是国内工资。当年刘金宝案就涉及到这样的问题。然而，只要有了这类制度规定，企业及其高管都会通过自发的制度创新，千方百计地将其从名义规定变成实际的好处。于是，除了令人膛目的在职消费以外，国企高管的薪酬也如脱缰野马。资料显示，2002年中央国企主要负责人的实际平均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是12倍，2003年扩大到13.5倍，前不久，人大常委郑功成在审议国有资产法案时说，央企高管年收入与职工收入差距高达数百万元，广东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2006年省情调查报告》指出，有的企业经营者自定薪酬，有的企业实行股权激励，高管年薪超过数千万元。中移动19年推出股权激励，激励范围从最初总公司董事、高管扩大到分公司高管和其他雇员，历年来，这家公司经理人员共动用100.6714亿港元认购期权3.5395亿股，以行权时的市价计算，相关收益高达111.2196亿元。

针对这种情况，最近国资委发布了《关于规范国有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征求意见稿），为此设定上限封顶，规定激励对象的收益占本期股票期权授予时薪酬总水平，境内上市公司和境外H股公司不得超过40%，境外红筹公司不得超过50%，超过上述规定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再行使。与此同时，中纪委也发布《国有企业***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于〈中国***缓慢行走处分条例〉若干问题解释》，对国企老总违规自定薪酬要进行党纪处分。其实，股票期权封顶也与当年的奖金封顶一样是管不住的，党纪处分也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在相对价格扭曲，要素租金变成企业利润的情况下，对企业高管的任何激励安排都缺乏基础和依据。其次，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以内部董事为主制定的激励方案不可能合理。因此，与其在激励安排的具体办法和管制上做文章，不如在基本制度基础的改革上下功夫。

五，趋势预测

第三季度，全球通胀和金融动荡还会继续，国内政策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奥运会是最重要的，对当期的经济运行既有推动，也有影响。根据前面的分析，具体预测如下

季度

经济指标 2007年全年（实际） 2007年上半年（实际） 2008年上半年（实际） 2008年3季度（预测）

增长（%） 增长（%） 增长（%） 增长（%）

GDP 11.4 11.5 10.4 9.8

工业增加值 18.5 18.5 16.3 16.0

固定资产投资 24.8 25.9 26.3 25.0

消费品零售额 16.8 15.4 21.4 22.0

出口 25.7 27.6 21.9 20.5

进口 20.8 18.2 30.6 28.0

消费物价 4.8 3.2 7.9 7.5

注：1.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余指标按现价计算；

2.固定资产投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工业增加值为国有企业和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值。

七十年代的美国经济是什么梗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经济滞胀史

滞胀的成因

科技发展正处低潮、出口贸易份额下降、实体经济缺乏增长点是根本原因。

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处于转型期的货币政策不但没有刺激经济增长，反而如“火上浇油”。

美元持续贬值、油价高企和粮食紧缺推动了本来就高企的通货膨胀。

滞胀的影响

滞胀对私人投资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增长停滞。

在整个滞胀期间美国股市经过了 6 轮调整，股市走熊先于经济衰退，而股市起稳也先于经济起稳。

在西方经济体遭遇滞胀的同时，美国信贷扩张反而促成了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及世界贸易的扩张。

走出滞胀

经过里根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于1983 年迎来经济增长高峰，此轮滞胀历时13 年。

经济学上的“滞胀”是指生产停滞、失业率增加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现象。生产停滞是经济滞胀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由美国学者D.格林沃尔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把停滞解释为：“实际产量或收入不变、下降或虽增长但大大慢于所能达到的增长速度”。因此，滞胀时期的生产停滞并不是仅仅指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中危机阶段生产的下降和停滞，它是一种跨越经济周期长期存在的现象。因此，上世纪10 年到1982 年美国所经历的经济危机及经济缓慢增长阶段基本上属于“滞胀”阶段。市场上普遍认为美国当时的滞胀以及此后爆发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能源价格上涨所致。如今，石油价格又再度高企，“次贷”危机愈演愈烈。美国是否又会重新回到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并存的两难境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文就滞胀起因、滞胀对股市及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如何走出滞胀等话题展开讨论，希望能给读者以启发。

10-1982 年美国“滞胀”成因

在“滞胀”阶段，美国共经历了 4 次经济危机（按照NBER 的统计资料，经济谷底分别为10 年11 月，15 年3 月，1980 年7 月，1982 年11 月）。这几次经济危机期间，在生产下降和失业率猛增的同时，物价不但没有下跌反而普遍大幅度上涨，成为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并存的独特经济现象。

这种现象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较为罕见。二战后至10 年间美国共发生了四次经济衰退（按照NBER 的统计资料，经济谷底分别为1949 年10 月，1954 年5 月，1958年4 月，1961 年2 月）。经济衰退发生时，生产下降，失业增加，同时物价也会下降；危机过后，生产增长，就业增加，物价也会上涨。是什么导致了高通胀率与高失业率、经济不振同时存在？我们还应该从滞胀产生的原因说起。

缺乏增长点的实体经济是“滞胀”的根本原因

美国经济出现停滞始于 1969 年，当时的通货膨胀率约在5%左右。美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停滞”？原因在于：

其一，战争对美国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刺激正逐渐消失。比如五、六十年代美国工业高涨，得益于世界大战积累起来的被抑制的对固定资产、住宅建筑、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以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刺激。这些因素在70 年代以后已经逐步消失。

其二、科技发展处于低潮。20 世纪40 年代末，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率先掀起了以原子能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五、六十年代以来推动了美国工业的高速增长。但经过了近20 年的科技高潮后，到70 年代初，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力已经明显减弱。

直至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上，全世界范围内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新型材料、宇航工程、海洋工程、核能技术等尖端技术的应用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的新科技革命才再掀高潮。

其三、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出口贸易额开始下降。自1960 年代开始，由于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发展，商品和生产要素国际间流动的限制大大减少，世界市场竞争加剧。1947 美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约三分之一，1948 年下降到23.5%，1960 年下降到18.2%，10 年再降到15.5%。1美国从11 年首次出现了13.03 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逆差，此后，除了13、15 年为小额顺差外，其余年份均为逆差。

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处于转型期的货币政策直接推动了通货膨胀

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曾对 50 到60 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失业率下降以及促使经济危机程度减弱和时间缩短，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在70 年代，扩张式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却双双“失灵”了。

第一、财政政策为什么“失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数届皆奉行赤字财政政策，不断扩大开支，借以刺激经济回升，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战后至1981 年为止的36 个财政年度，有27 个财政年度有赤字。预算内的财政赤字在16 年和1981 年分别创下了694 亿美元和739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在10 年至19 年的10 年中，的财政赤字预算达5128 亿美元。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美国还发行了大量的国债。10 年国债额为370 亿美元，15 年国债额为5332 亿美元，1980 年国债发行额达到9077 亿美元。人均负担的国债额从1960 年的1572 美元增加到1980 年的3985 亿美元。联邦每年为国债付出的利息也从 1960 年的92 亿美元增加到1980 年的749 亿美元；利息约占每年联邦支出的10%左右。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缘何失效？归根结底，是由于实体经济缺乏增长点。扩张性财政政策没有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反而如火上浇油般推高了通货膨胀。

第二、货币政策为何“失灵”？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逐步由价格目标向数量目标过渡。但是，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联储在实际操作中，仍是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体系的首要地位。因此，在此转变阶段，货币政策不稳定，再加上，高通货膨胀背景下，利率波动较大，最终导致了货币供应量过大。

具体而言，虽然10 年伯恩斯上任不久后就宣布以货币总量为供给目标，但是实际上却是以联邦基金利率为最终目标。每隔六个星期，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就会重新制定各种货币总量的目标区间，以及与该目标区间所匹配的联邦基金利率。如果联邦基金利率高于或低于目标区间，就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的手法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目标区间内。因此，货币供应量往往会出人意外地螺旋式上升或者下降，极不稳定。

另外，选择利率作为调控目标，也有不利的一面。首先，虽然关于利率的信息每天都能得到，但不容易控制。其次，影响总需求的主要因素是预期的长期真实利率。所谓预测的长期真实利率，就是市场参与者通过在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来推测的真实利率。而恰恰在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出现了比较高的通货膨胀。在这样高的通货膨胀时期，名义长期利率和总需求之间的关系既不稳定，也不能预测。

因此，在滞胀期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没有能够帮助经济增长，反而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大，被认为是推高通货膨胀的因素之一。

银行信贷业务扩张也对通货膨胀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使通货膨胀直接上升至两位数

世人常常把上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滞胀”归因为石油价格上涨。我们的研究也发现，石油价格大幅上涨与其后的经济衰退的确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于 13-14 年。十月战争爆发，欧佩克为制裁西方，联手削减石油出口量。国际油价从每桶3 美元涨到12 美元。而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开始衰退。从13 年到15 年美国实际GDP 增长下降了0.7%。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于 19-1980 年。伊朗爆发革命，随后伊朗和伊拉克开战。石油日产量锐减油价骤升，从每桶14 美元飞涨到近40 美元；第二次石油危机也引起了西方主要工业国的经济衰退，19 年到1980 年，美国实际GDP 下降了0.23%。第三次石油危机发生于 1990 年。1990 年8 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次年1 月，美国对伊拉克开战。三个月的时间，石油价格从每桶14 美元上涨至40 美元。从1990 年到1991 年，美国实际GDP 下降了0.17%。

为什么油价上涨会引起经济衰退的连锁反应呢？首先，生产率与石油价格关系密切，石油价格上涨会导致生产率下降。美国工业部门在19 世纪70 年代对石油的使用量达到高峰，石油价格上涨直接影响了使用石油为燃料和原材料的生产部门。

其次，石油价格的上涨直接推动了本来就高企的通货膨胀率。石油以最终消费品和中间产品这两种形式影响物价的走势。

除此之外，不仅是油价格上涨，食品价格也由于粮食紧缺而大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通货膨胀压力。12 年，自然灾害席卷全球，世界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2.9%，许多国家发生严重的饥荒。前苏联在这一年到处抢购，大量进口，造成战后前所未有的粮食短缺。14 年世界粮食再次减产，紧缺状况进一步加剧。第二次石油危机出现之前的18 年，再次出现世界粮食短缺。

由于粮食供应不足，粮食价格上涨幅度较大，13 年和14 年，美国食品和饮料价格上涨幅度分别达到13.2%和13.7%；18 年和19 年，上涨幅度分别达到9.7%和10.7%。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与美元贬值

石油价格的上涨从表面上看由石油危机所引发，但实际上也与美元持续贬值不无关系。15 年，美国与海湾国家相继签订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只有一个：这些国家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石油价格由美元标注，这造成原油价格与美元汇率反向运动的逻辑关系。10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持续贬值，为油价上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滞胀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滞胀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一方面，美国工业经历了长时间的生产下降。13 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5.3%，持续时间为18 个月；1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11.8%，持续时间约44 个月。另一方面，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到战后历次危机的最高值。19 年发生的经济危机造成了近1.5 万家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最高时达9.2%，失业人数约836 万。在19 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中，企业倒闭、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都创出战后最高纪录。企业破产数量达25 300 家，失业率最高时达10.8%。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物价严重上涨都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发展。“滞胀”阶段是美国“二战”结束后最为艰难的一个阶段。从 1969 年12 月爆发经济危机，到1982 年12 月经济复苏为止，美国约有13 年的时间停留在滞胀的阴影下。平均每3 年多就有一次衰退，实际GDP 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9%，而其它时期的经济增幅平均为3.87%至5.69%。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前所未有地高涨，年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10.46%，而美国战后各经济阶段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33%至3.54%。

“滞胀”时期美国各产业的表现

70 年代美国“滞胀”时期，各行业的表现不一。我们统计发现，大多数行业，特别是制造业表现较差；但是，具有定价权的上游行业和下游服务业，以及出现新的盈利模式的行业，增速明显能超越CPI 的涨幅。70 年代，美国增长最强劲的行业分别是掘业、农林牧渔、金融服务业、公用事业，平均年增速超过10％，远远超过CPI 的上涨。其中，掘、农林牧渔的年增长几次超过50％，主要是受益于石油价格暴涨和全球性粮食涨价。金融服务业的年增长也曾经接近20％，则是因为70 年代美国的银行业了出现新的盈利模式——国际业务的兴起。中东“石油美元”最终又存回了美国的银行，再加上美元持续贬值刺激不产油的欠发达国家来支付其国际收支逆差，因此，70年代美国的银行业处于信贷扩张、高杠杆、高盈利的丰厚时期，直至80 年代初债务危机爆发。

70 年代，美国温和增长的行业，包括，信息服务业、教育医疗业、房地产、住宿食品服务业、文化业等行业，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后，基本实现正增长。信息服务业的增长主要是受到当时美国电信行业的垄断格局被打破，行业竞争机制刺激了居民对通信的消费增长。

70 年代，美国增长呈现停滞状态的行业涉及面较广，包括，制造业、交运仓储、建筑业、零售业、批发贸易等，主要是受到经济停滞、失业率高的影响。

滞胀翘高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通货膨胀导致了固定收益类资产贬值，经济衰退又拖累了股市上涨，缺乏投资渠道的资金开始涌入大宗商品市场。黄金作为规避通货膨胀的保值工具在1980 年创下了每盎司850 美元的高点。

滞胀对美国股市的影响

经济的衰退通常伴随着股市的下跌。我们分析了1942 年至1995 年股市的牛熊周期，发现这期间总共有8 次经济衰退，每次都伴随着股票市场走熊。股票市场走势是经济增长的领先指标，8 次经济衰退前的股市有7 次已经提前下跌已经提前下跌，而经济开始复苏前，股市一般会提前4 个月左右起稳。当然并不是每次股市走熊都与经济周期有关，14 次股市调整只有8 次与经济周期有关。信贷周期等其他因素也同时左右着股票市场的走势。

整个滞胀时期，股票市场经过了 6 次调整，约有一半的时间处于熊市之中。也就是说，1946-1995 年美国股市的14 次调整有一半是发生在滞胀时期的。滞胀严重影响了美国股市的发展13 年-14 年的股市大调整中，美国S&P500 下跌了近43.3%，为历次调整中最大跌幅。从个股的表现看，在70 年代股市调整时期，仍有部分行业的股票出现了一定的涨幅。比如，金融股、国防股、掘股和服务类股。总体来说，板块的走势还是与当时的行业景气度密切相关。

西方国家“滞胀”对全球影响——资金向欠发达国家巨额转移

虽然 20 世纪70 年代，西方国家都陷入了滞胀的局面，但是，美国信贷规模的持续扩张，也促成了全球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和世界贸易的扩张。国际业务的兴起至少可以追溯到13 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机，主要由三方面因素促成的。

其一、资金。13 年，加速的通货膨胀与利率上调的不利影响无法支持美国银行正常的融资活动，导致了银行系统的演进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当时石油涨价带来的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产油国，这些石油美元最终又存回了美国银行。缺乏正常融资渠道的银行一下子拥有了巨额的资金。

其二、需求。借款需求的产生与70 年代宽松的货币政策、过低的实际利率相关。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贬值，负利率降低了还本付息的费用，也间接增强了借款国的信用度。下跌的实际利率、扩张的世界贸易、不断提高的商品价格、再加上贬值的美元，这一切都鼓励了债务国，并给与他们增加负债额的机会。国际上，不产油的欠发达国家需要来支付其国际收支逆差，而产油国家则需要来支持经济扩张。适逢东西方关系缓和，美国银行成为信贷的源泉。

其三、利润。当时，欧洲美元市场不受管制，美国银行不必为自己海外分公司的债务保持最低的准备金。国际的利润相当的丰厚。

国际业务成为整个银行业务中发展最快的业务。加上各家银行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对条件的要求就相应宽松很多。借债国为获得而提供的必要资料少得可怜，一些银行甚至不知道对象在其他地方的借款数额。就这样整个国际信贷市场迅速的发展起来。1982 年，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后，国际信贷市场的发展才算告一段落。20 世纪90年代开始，私人资本才开始显著流入新兴市场。

美国如何走出“滞胀”？

以往当发生经济衰退时，在生产下降、失业率增加的同时，往往伴随着物价水平的下跌，正是由此实际情况作后盾，以通货膨胀率为代价换取失业率下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才能大行其道。然而，此时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滞胀时期，异常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发生，使得美国进退两难。

渐进的经济恢复政策

福特和卡特的两任都实行了渐进的经济恢复政策。16 年1 月，失业率为7.9%，福特设置了一条将失业率压制到1980 年时5.2%的经济路径。也就意味着在这段时间内，失业率每年需要下降0.6%。卡特总统在任职期间，也将这一目标路径沿袭下来。其具体措施是：一是减税以刺激经济上升；二是拨款举办公共服务事业；以增加临时工作位置。前一项措施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扩大了预算赤字，从而加剧了美国依然存在的通货膨胀，以至于18 年又出现“双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后一项措施则因拨款不多，以致收效不大。通货膨胀的上升导致卡特不得不将重点重新转移到治理通货膨胀上，用紧缩的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在70 年代末甚至超过了10%。由于卡特在治理通货膨胀和刺激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摇摆不定，货币政策时紧时松，也没有执行前后一至的战略。最终，卡特也在“滞胀”的阴影中下台。

稳定货币供给量和结构性财政政策

19 年沃尔克就任美联储，强力提升美元利率。高息的强势美元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美国，将美国推入强势美元时代。1981 年，里根入主白宫，里根认为，国家对经济过度干预，限制了经济活力，是造成经济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为了对付"滞胀"，里根改弦易辙，用了四个措施：稳定货币供应量、减轻税赋、缩减开支、减少干预。最为有效的两条是稳定货币供应量和减少干预。

首先，里根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要目标，即使利率过高触发经济危机，也不放弃从紧的货币政策。里根在期上任初期虽然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稳定的货币供应量抑制了通货膨胀，使得通货膨胀逐步下降。到 年已经降到3.8%。其次，里根对企业实行的加速折旧政策和原来的投资课税扣除等优惠，使得企业手中的现金流量增加，对刺激传统产业更新设备起了很大作用；另外，由于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低于前期，也鼓励了企业投资。除此以外，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引起了油价的下跌；美元升值也使得进口产品价格下降；工会为保证工人就业而放弃提高工资的要求等客观原因也使得通货膨涨出现了下降的态势。经过里根的持续努力，美国终于1983 年迎来了新的经济增长高峰，此轮经济滞胀一共经历了13 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