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分析美国人的人性弱点

2.2003年美伊战争

分析美国人的人性弱点

油价上涨是要打仗了吗_油价战争背后的逻辑

人性,实在是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个答案众多的话题。孔子曰性相近,承认有人性,但未说人性是什么;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告子说无所谓善恶,又说食色性也,等等。中国的圣哲前贤们大都从社会角度阐发人性。文艺复兴后的欧洲资产阶级则把人性看作感望、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他们大都从人的本质存在、天然权利等角度来阐发人性,起因则在于反对封建制度对个性的束缚。

我对此的心态则是:那么多大学问家对人性都未能给出一个公认的答案,以我等之能当然更是望尘莫及;可既然已经有那么多答案,再来一个尝试又有何妨?

我探讨人性的目的在于:如何更好地解释、激发、引导、组织人类行为,如何更好地实现人类存在。由此,我便不管别人对人性是怎样理解的,只是按照下面的含义来界定人性:

人性就是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着人类行为的那些固定不变的人类天性。

显然,这种人性具有对人类的普遍适用性,并在深层制约着人类行为。此种人性,与其叫做人性,倒不如称作“人类的天然法则”更为确切。

一、人性存在吗?

(一)同类是否有其共同的本性?此种本性是否是抽象的、普遍的?

对此,人们可能永远也难达成一致的认识,但我的理解则是:同类的确有其共同的本性,这种本性是普遍的,却不是抽象的。正是这种普遍的本性,制约着它们“选择”其生存的方式。

放眼看来,历史、现实乃至将来的每个具体的个人、团体、阶级、民族、国家等等,无一不表现出它们各自的特点。既然如此,怎么会存在一个制约他们行为的普遍人性呢?看起来好像很荒谬。

可是,如果你只关注参天大树的树叶,你就不会发现树叶长在树枝上;如果你只看到某个树枝,你就不会发现树枝之后的大树枝。只有顺叶寻枝、顺枝寻干,你才能最终发现:原来都源自树干。再推而广之,原来都来自树根、来自大地、来自系、来自宇宙……

如果用研究宇宙的方法以及由此获得的知识来研究树叶,的确很可笑;然而,如果只看到树叶却否认它们都源自树干,同样可笑。研究哲学的人不可能用他们的哲学知识研制出高性能电脑;但研究电脑的人也不应否定哲学研究的必要。盖目的、角度使然。

不同的观察角度、研究目的,不但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但用此种角度、目的来否定另种角度、目的,用此种角度、目的得出的结论来否认另种角度、目的得出的结论,则是荒谬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必要的目的,选择合适的研究方式和角度。

(二)人类是否存在上述理解的普遍人性呢?是。

马克思主义虽承认人性的存在,但否认存在普遍抽象的人性:只有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出发,才能得出对人性的正确解释,并由此断言,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人性。

我则以为,不同的阶级确存在不同的行为特征、价值观、乃至信仰等等,如果我们仅从这个层次考察人性,则人性必然因其阶级性而已,由此,这种层面上的抽象人性的确不会存在。可是,如果再深究几步,从更原始的地方寻找:难道这些表现为不同阶级性的人性就不存在某些共性吗?一个浅显的道理是:任何存在物,只要作为类而存在,总会具备某种共性的东西。人既然作为类而存在,那么,它必然存在共性,而且,在这些共性中,总有某些或某个主要方面在根本上主要地决定着人类行为,从而构成可被称作人性的东西。由此我以为,普遍人性的确存在。

千姿百态的世间万物都有它们的原始基础,活脱脱的社会意识都最终受制于社会存在,作为同类的人,难道就不存在一个共同的人性吗?

二、人性是什么?

让我们按以下思路来探讨:

先来考察物(包括除人之外的低级动物)是否有性。我认为是有的:物虽无灵却有其性,物之性(物性)就在于“求我生存”。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存在物的本性如果是为了不存在,那么这种存在又是如何“存在”出来的呢?为何鲜花芳草不生长在沙漠?为何苍蝇要长那样的眼睛?为何“兔子不吃窝边草”?为何狐狸要吃鸡、老虎要吃人?为何……穷究而论,全在于它们要求生存。物的这种“求我生存”的性质就这样内含在万种生物之中了,它是物类固定不变的天性,并从根本上决定、解释着物类“行为”。所以,物性就是求我生存。

人是从物梯次进化而来的,此种简单的事实决定了:人性必然与物性有相通之处,因此,人性应当与“求我生存”相关联。然而,那个代表着物性全部内容的“求我生存”,对人来讲却远远不够了,因为人与物有着本质的不同。

前面我曾经探讨过,从本质存在意义上看,人就是一种能动之物(此“物”以肉体组织作为表现形式);人与物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人的能动(人与生俱来并为其所独有的那种具有明确目的的创造性精神)。由此决定了:人类固然要追求生存以实现其肉体组织的存在,但它同样要追求精神实现以实现其能动的存在;而且,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与表现为肉体的物质存在相比,实现和占有人类的能动本能将日益重要,甚至会成为“全面占有人在”的主要方面。既然如此,单纯一个 “求我生存” (它只能满足人类肉体需要)非但不足以说明人性的全部,而且,随人类的发展及其生存条件的逐步改善,它在人性中的份量必将日益减小。举个例子:你让猪吃饱喝足了它就睡觉,人呢?你让人吃饱喝足了他就去“老老实实”地睡觉吗?

那么,“全面占有人类本质存在”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能动本能和肉体组织同时得以协调地实现,甚至就是简单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极大丰富”。

首先,肉体组织的实现相对简明一些,只要具备足够的生存和延续条件就够了(附议:告子的“食色性也”竟然令孟子也无力反驳,我却可以不自量力地告诉他:食色的确是人性,但不是人性的全部)。

其次,要全面实现表现为精神的能动,则相对复杂些,因为它需要两方面条件:其一,能动首先是一种待满足的精神,需要资其享用的产品。例如,你没有给音乐爱好者提供美妙的音乐,他就不会满足。其二,能动更是一种创造精神,它需要可以施展创造的环境。例如,你给创作者设置很多条条框框,他也不会满足。

上述两个方面以及能动实现的两个方面,都是相互关联的:没有生存及其延续,则没有能动,而能动的发挥又给生存及其延续创造更好的条件;没有良好的能动环境,就不会有丰厚的精神产品,而精神产品的丰厚又可为能动的发挥创造条件。唯有将它们配套协调地创造出来,才能健康地发展人类自身。

如果用“幸福”一词来表达人在所自然产生的这种双重需要,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人性是什么?答曰:求我幸福。

就这么简单吗?就这么简单。这样一个简单的“求我幸福”,恰恰是人类固定不变的天性,并从根本上决定、解释着人类行为。所以我们说,它就是人性。甚至可以说,“求我幸福”这条人性法则不但支配着迄今的人类史,将来依然如此。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解答太过浅显。但细而究之,它实际上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让我们来看。

三、人性和人在

人和物的本质性存在(我们分别称之为“人在”和“物在”),与人性、物性之间有着什么关联呢?

存在之物必然会求其存在的持续,这就是物性;同理,存在之人也必然会求其存在更加美好地持续,这就是人性。所以,人性、物性不过是人在和物在的外在表现和必然要求而已。

从另个角度看,如果没有那种“求我生存”的物性,存在之物如何得以存在呢?又如何保证它们的持续存在?同理,如果没有那种“求我幸福”的人性,人类也无法存在、无法持续存在、无法更好地存在。因此,人性、物性又是人在、物在的存在基础。

如果非要追究人在和人性、物在和物性谁先谁后,我想是不能得出答案的,因为这样的追究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因为性和在,浑然一体地统一存在于每个存在物之中:如果我们从存在角度考察自然万物(包括人类),我们看到的便是“在”;如果我们从自然万物怎能存在、如何存在的角度来考察,我们看到的便是“性”。出发点不同而已。

如果认为“在”只是一种对存在的体认,那么,“性”就是存在之所以“存在”的法则。

四、人性和能动

我们知道,除人之外的任何一物,从存在意义上讲,不过是一种物质实在而已。然而,人却在表现为物质实在的同时,更表现为他所独有的能动存在。所以,从存在意义上讲,能动是人区别于它物的最本质特征。

除人之外的任何物,其性就是“求我生存”。然而,人的能动本能却使得人性不再简单地表现为“求我生存”,而是表现为具有更丰富内容的“求我幸福”。所以,从人性意义上讲,能动还是人性区别于物性的最本质特征。

能动本身是构成“求我幸福”这种人性的重要基础;但是,能动本身又可以使这种人性有着迥然不同的现实表现。

从人在意义上看,“求我幸福”必然要实现它自身。由此:

可将由“人在”所决定的“求我幸福”称作“自在人性”,它是“人在”的必然要求,不但是“合理”的,也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可将因能动的作用而改变了的“自在人性”(表现为不同的人格)称作“自为人性”,它的根源虽仍在于人在,但其内容却随人的意志(能动)而转移、受其影响而改变。

可将人性在现实中的实际表现称作“现实人性”,它的内容就是自在人性和自为人性综合形成的。

无论是自在人性、自为人性还是现实人性,其根本方面都是相同的,就是“求我幸福”;然而,其外在表现则可能迥然不同,并通过“求”的不同方式和“幸福”的不同内容表现出来。

(二)无论是“求我生存”还是“求我幸福”,其中的“求”字只是说明了存在物的实现要求而已。

有意识、有能动的人类创造出了这个“求”字,同时也赋予它以“意识”的、主观的色彩。在这里,我们给它以更宽泛的意义。

对无灵物而言,“求”就是“选择”,就是某种存在物与大自然之间的相互选择。沙漠如果选择森林,便毁灭了它自身;反之,森林如果选择沙漠,后果是一样的。结果,它们便互不选择,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已。什么是造物主的神奇?求我存在而已。显然,这种选择是没有“意识”(这个人类所造名词)的,然而,它又是有“意识”的,这种意识就是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运动规律,不妨将之称为“自然意识”。

当我们用“求”字来分析有灵物的时候,便开始感觉到“顺理成章”了,因为“求”在这里代表的意思,越来越接近于人类用这个“求”字所想表达的含义:“求”就是“寻找”。天气寒冷之后,大雁便往南飞。仅此一例,足以显现了南飞背后隐藏着的“大雁之性”。

我们的目的,根本就不在于深究人之外的物性。以上的分析,仍在于为了分析人性。人,这种最高级的有灵动物,他们的“性”及其实现,又是怎样的呢?在能动的作用下,自在人性会怎样地演化为自为人性?又演化为怎样的自为人性呢?

五、人性和社会性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意识到研究自身以后,他们所面临的人类,无一不处在有机的社会组织之中。很自然地,他们便由此得出结论:人天生就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马克思就曾这样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固然,“人天然地是一种社会存在物”这是现实。但是,仅仅描述这种现实好像是不够的,更不应因此就把社会性当作人性。这是因为,人的社会性只是告诉我们:人只有依靠社会才能生存和发展。而我们关心的却是:人这种存在物为什么是社会的、他们在社会中是用何种行为以及为什么用这种行为来生存发展的。一个“社会性”只是指出了问题本身,而没有告诉我们它的来由。因此,我们应当追究三个问题:

什么目的使人类组织在一起?

什么能力使人类能够组织在一起?

如何才能使他们更好地组织在一起?

我之所以探讨人性,就在于想探讨这三个问题,更在于想探讨最后一个问题。

通过对人性的考察,似乎 “求我幸福”正是那些问题的答案。

(一)先看第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要组织在一起?

如果从存在意义上看,人与世间万物都不过是一种存在而已。存在物必然会求其存在,人是如此,人外万物也是如此。

如果从现实表现来看,“求我幸福”这样的“自在人性”,从根本上制约着人类行为的出发点:为己而非为人。人如此,人外万物亦如此。

可是,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猛不如虎、残不如狼。人类生理条件(表现为物质存在)的天然不足,使他们那种这种本质上为己的人性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必然会首先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天然矛盾:单纯的“为己”总不能圆满地实现为己;如果一味遵循“为己”的动机而发出单纯“为己”的行为,非但不能求幸福,甚至连“求生存”都成为问题。那么,他们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也即,我们的同类究竟用何种方式,才能使其在万物求我生存的竞争中取得主动、更好地存在、求得幸福呢?群也。

生存的选择、求我幸福的自在人性告诉他们:唯有群、唯有结合成有机的组织,将不同个体的力量有机地集成为一股集体的力量,才能更好地谋求生存、更好地实现人性。

由此可见,正是“求我幸福”这样的自在人性,才是人类结成组织、进而组成社会的根本原因。

从另种角度看,人类也唯有组成社会,才能保证人性的实现:自从人作为类存在以来,甚至在人类存在以前的进化过程中,他们的“群性”(社会性)就一直伴随着他们,并成为他们得以存在的最为重要的条件。更何况,成千上万年的组织生活、社会生活,使得后人自诞生之日起,便处在有组织的生活之中。这种组织性、社会性又反过来足够强烈地影响、促进着人类本身,以致我们离开社会就无法研究人,离开人的社会性就无法讨论人性。所以马克思说,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固然,人性必然会引发出人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也自始至终、随时随地在深刻影响着人性,它甚至就是人的现实性意义上的“本质”,是人区别与物的重要标志;但是,如果从人的存在意义上看、从人性的实现上看,社会性总不是根本目的,而只是实现人性的手段。仅此而已。无论人的社会性对人的诞生、存在和发展产生多么强烈的影响。

固然,如果我们抽掉人的社会关系,人肯定不成其为人;但是,如果人的那种本质存在(能动之物)已经“不存在”,那么,人的社会性、他那种种复杂精妙的社会关系、他的一切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曾经分析过,人类的社会出现异化,原因很多,但把手段当作根本目的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人类怎样才能组织在一起?

前已述及,人类组织在一起的价值目标是人性。可是我们却同样看到,人性实现的目标与手段之间天然就存在着矛盾:单纯用“为我”的行为作手段,总不能有效实现“为我”的目标本身。因此,要想使人类组织得以维持下去,不但需要那个价值目标,还需要一种必要的能力:它使人类能够协调那些相互矛盾着的众多“为我”行为。从此种意义上讲,这样的能力同样是人类组织得以存在的根本前提。那么,人类有无此能力?这个能力来自哪里呢?

为求我生存而群居、群生的物很多。我虽然没研究过植物、动物,但按照我对物性的理解:如果树木不结成森林(从而进一步造就和强化适合树木生长的条件),也许很难保证单个树木的存活;如果恶狼不成群觅食,可能就会被猛虎灭绝。(我在这里不得不用很多不可能存在的设,也许是因为,我试图在已经进化到现在的自然界中寻求它们内在的终极规则)然而,它们的组织却都没能发展到人类组织这样的高级形态。其间的根本原因何在?

全在于它们没有人类那样的求生存能力:无论是独来独往还是结群谋生,万物求生存的手段不外是依靠其存在所带给它们的本能,在自然界中选择、寻找而已。

人则不然。

我不去关注人类这个奇妙的东西是如何进化得如此高级,我只是看到:这类高级动物具备它所独有的能动(那种具有明确目的导向的创造性精神);我不去关注这个能动是怎么来的、由什么决定的,我只是看到:

正是这个能动,使得人类为求其幸福可以向自然界去“要”。“要”,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通过利用工具、创造工具、发现和利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提高他们的劳动能力。二是它不但可以把人类组织起来,而且可以使他们的组织变得日益完善,以取得更大的组织效果。

正是这个能动,使得人类天然地具备了那种组织能力。能动的本能,不但使得人异于物、人性异于物性,更使得人性的实现异于物性的实现。试看:

六、自在人性和自为人性

我们必须注意到,人的社会性虽不能当作人性,却会给人性以影响。人类组成社会之后,个体幸福必然与他人、群体幸福并存。既然每个人都是求我幸福,不同个体的幸福存在矛盾就使必然的可能。此时,求我幸福这种不变的、普遍意义上的、颇有抽象色彩和超验味道的自在人性,将有着无限丰富的自然演变,其结果便是自为人性。

(一)当人类面临异类时,求我幸福表现为“求我类幸福”;当一国面临另国时,求我幸福表现为“求我国幸福”;当一族面临另族时,求我幸福表现为“求我族幸福”;当一阶级面临另阶级时,求我幸福表现为“求我阶级幸福”;当一团体面临另团体时,求我幸福表现为“求我团体幸福”;当一家庭面临另家庭时,求我幸福表现为“求我家庭幸福”;……最终,当本人面临他人时,求我幸福才表现为“求己幸福”。

从此意义上讲,抽象意义上的全人类幸福如果存在,其根本基础在于每个人类个体的自我幸福;超阶级的人类之爱如果存在,其根本基础在于人类的自我之爱。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正是这种存在于每个人类个体的自我幸福和自我之爱,才会产生更广范围、更高层次的人类幸福和人类之爱。

(二)其次,人类组成社会后,由于需求与可能之间存在矛盾,每个“求我幸福”的行为之间,便必然会存在矛盾、冲突。因此,自在人性为了实现自身,便不得不取不同的实现形式,而能动本能又使人类有能力来完成这种对人性的影响。它在理论上有足够的能力来改变自在人性的表现形式:

其一,它可以使人类认识到,只有付出劳动、创造财富、求得他人幸福和社会的共同幸福,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人幸福;可以使人类为了实现自我而首先放弃自我、为了“为己”而首先“为人”。

其二,它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财富,从而改变人类的幸福观,可以使同样的人性表现出不同的人格:既可以使“自在人性”得到良性引导,造就出“先人后己、先公后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高尚人格;也可以使“自在人性”肆意张扬到它的极端,造就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损人利己、见利忘义”等低劣败类。

其三,它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社会强制力量,把人性强力约束在人类组织许可的范围之内。

(三)自为人性的上述表现形式告诉我们:

1、尽管求我幸福的自在人性使人类行为动机从根本上定位在个体和局部利益上,但通过人类能动的疏导,却可造就出良性的“自为人性”,从而使人类做出有利于他们整体的合理行为。

2、尽管人类能动可以造就表现为高尚人格的自为人性,而且,从价值意义上讲,这样的自为人性自然最有利于社会运作。但是,人类却不能把它当作社会赖以运作的基础,这是因为:首先,自为人性源于自在人性,而自在人性又定位在“为我”之上;其次,能动固然可以造就出表现为高尚人格的自为人性,但同样也可能造就出相反方向的自为人性。

3、求我幸福是自在人性的自然表现,它无所谓善恶,或曰,它既可造就“善”、亦可造就“恶”,完全在于人的能动本能如何疏导它。这种人性实现的客观逻辑,既为能动提供了无限广阔的活动空间、提供了可以创造辉煌的无限机遇,也给它犯下各种错误准备了形形的陷阱。

至此我们足以看到:能动,使人从“自在之物”变为“自为之物”,使人在有别于物在、使人性有别于物性;但它的作用更在于:使人性的实现方式有别于物性的实现方式。

(四)由此,我便常常慨叹大自然的精妙:她使得世间万物按照她的安排自在地运行,总能保持一种精妙的均衡。

我又常常慨叹大自然的吝啬:一方面,她赋予人类以足够的能力,把他们造就成一种“自为之物”,使他们运用自己的能力创造出辉煌的成就;可另一方面,她又没有赋予人类以足够的能力,致使他们总不能处理好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自为”的东西:人类如何才能更好地组织他们的行为呢?

自然的选择总是那样的合理:自然无为而已。人类的创造却总非那样合理:他们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却带来了大自然的报复;他们创制了各色的精神财富,却也设下了形形的精神陷阱;他们设置了精致的社会制度,却也带来了社会对个体的压迫;……人类的社会总是在异化,总是那样地处在沉醉状态。

也许,圣经的原罪说,真的包含着深刻的寓意。

(五)但我同样坚信人的能动:既然人类能破坏自然,也应能修复自然;既然人类使他们的组织出现异化,也应能克服这种异化。我们应当为此目标而努力,今代、后代、一代一代、直至人类的毁灭,总应为此而努力。

我之考察人在、我之考察人性、我之思考、我之努力,尽管十分弱力、乃至充满荒谬,根本目标却在于此。

(六)综而论之:

当着自在人性要用具体的方式实现自身的时候,当着自在人性为了实现自身而使人类组成社会以后,存在意义上的“自在人性”则会必然地演化为内容丰富的、现实意义上的“自为人性”:

首先,自在人性在其具体实现过程中,自然会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内容。

其次,自在人性在其具体实现过程中,不得不必然地演变为不同的具体形式。这种“不得不”虽然是种“无奈”,但这种“无奈”同样是人性的本然要求,因为唯有用这些不同的具体形式才能实现自在人性本身。

可见,就象人的能动必然会转化为社会能动一样,存在意义上的自在人性也必然转化为现实意义上的自为人性。自为人性其实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自在人性的本然表现,二是能动本能对自在人性现实表现的影响。

七、人性的实现

(一)人性,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能动的力量虽然强大,但绝对没有强大到颠覆人性的程度,因为能动正是造成那种人性的力量之一(没有了能动,人则成了物,人性也就成了物性)。

人性,其实就是人在的自然要求:只有通过人性才能最直接、最完满地实现人在;反过来,人性如果得以足够伸张,人在必然会得以顺利占有和实现。

2003年美伊战争

伊拉克战争

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 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均已削弱。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前,伊拉克凭借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使其经济发展在中东地区处于中上水值仅达到战前的1/3,人均收入降至不足400美元。

据估计,海湾战争给伊拉克造成的直接经济损约达2000亿美元。在美国对伊拉克的空袭中,重点轰炸了一些石油工业、交通等基础设施和一些重要的军事目标,给日后伊拉克的经济建设带来沉重的打击。

伊拉克出兵科威特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对伊拉克实行包括石油禁运在内的全面制裁,并强制性要求伊拉克销毁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至今,联合国的制裁长已达12年之久,制裁使伊拉克的经济损失超过1400亿美元。

军事上,伊拉克军队在海湾战争中整体作战能力损失三分之二以上,其中40多个师被摧垮。伤亡人数达8.5万至10万人。伊拉克海军在这次战争中基本上被摧毁。

十几年的经济制裁与战争带来的影响以及美英持续不断的轰炸,使伊拉克经济回升无望,人民生活陷入贫困。虽然从1996年开始实施安理会通过的“石油换食品”,但由于美英阻挠,该并未得到彻底执行,从而加重了制裁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据伊官方公布的数字,自海湾战争结束至今,伊已有173.2万人因缺医少药和营养不良而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儿童。

另外,海湾战争还对伊拉克的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据伊拉克方面报道,海湾战争中,美在伊拉克南部地区投下了约300吨的贫铀。10年后,这一地区患白血病、恶性肿瘤和其它疑难病症发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6倍,孕妇流产的比例是过去的10倍多。

但是,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的统治基础和控制体系并没有被摧毁。一是萨达姆虽为败军之师,但仍然有一定的威望,特别是他敢于同世界超级大国进行对抗,使他在国内乃至于阿拉伯国家中被视为“民族英雄”形象。对于阿拉伯人民来说,他们能很快忘记伊拉克的侵略行经,但他们忘不了萨达姆向美国和以色列发生的挑战以及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等“英雄举动”。二是萨达姆多年的铁碗统治使伊拉克国内的反对派势力很弱,从而保证萨达姆对国内局势的有效控制。三是萨达姆取了高压政策,很快平息了海湾战争后在国内南北方发生的叛乱,稳住了局面。

武器核查 联合国对伊拉克的武器核查,始于1991年4月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的687号决议。该决议决定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生物、化学武器、核武器和射径超过150千米的导弹——进行核查、登记、销毁、并销毁这些武器的研究、生产、贮存和试验设施。在该决议中还决定成立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只有当特委会对伊武器核查完成,并在递交安理会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伊拉克完全、彻底地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联合国对伊经济制裁和禁运措施才会取消。

萨达姆与核查人员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一方面提供配合,认可并销毁了大量的生、化、核原料和设备以及导弹,希望核查早日结束,对伊经济制裁早日取消;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隐藏一些武器及原料,并为核查人员设置障碍,企图让核查尽早收场。

1991年9月21日,刚开始核查不久的核查人员在巴格达一栋大厦里发现大量有关伊核武器的机密文件。当核查人员带着文件准备离开时,曾声称会“完全合作”的伊方官员强行没收了部分文件,伊军方则出动武装士兵将拒绝交出文件的核查人员拦在一处停车场。这场对峙持续了4天。直到此后安理会通过声明,宣布如果伊拒绝合作的话,安理会成员国将取“进一步行动”之后,伊拉克才解除了对核查人员的围困。

尽管如此,截至1995年初的几年时间里,核查一直进行得比较顺利,取得的成果也不少。特委会第一任埃克乌斯后来表示,到1994年,经过3年核查,联合国工作人员已经控制住了伊拉克的核及导弹,但对萨达姆的生化武器仍然一无所获。

从1992年5月开始,伊拉克按联合国要求向安理会递交武器报告,到1998年11月特委会核查中止时,共递交了约10份报告,每份报告的结论都是“充分、完全、彻底地公布并销毁了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这些报告无一得到安理会的通过。

1995年初,生化武器核查取得了突破。当年2月,联合国生物专家在巴格达市郊的阿尔?哈克姆一家工厂内发现了大量名叫“生长酶”的桶装粉末,这种生物制剂可以被用来制造蛋白质,但也可以用于生物武器的制造。参加了这次核查的里蒙德?齐林卡斯博士说,如果用于制造蛋白质,整个伊拉克每年只需要最多1吨的生长酶,而当时伊拉克一次就进口了34吨生长酶。核查人员最后得出结论,这家工厂很可能在从事大规模的炭疽生产。

特委会埃克乌斯要求伊拉克给出解释。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像你们欧洲人。你们总要有个,确定目的之后进行生产。我们阿拉伯国家是先造出某样东西,然后再考虑用它来干什么。”

当年8月,萨达姆的女婿侯赛因?卡迈勒?哈桑叛逃出境,在约旦向联合国核查人员证实了有关阿尔?哈克姆工厂状况的所有证据,另外还提供了伊拉克生化、核武器以及导弹的新情报,而联合国此前曾以为这些项目早已被销毁。

在证据面前,伊拉克终于承认制造了超过8000升的炭疽孢子和1.9万升的肉毒杆菌毒素,但声称未将其加载到任何弹头上。

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特委会与伊方公开冲突不断,伊方多次公开拒绝联合国核查人员进入一些场所。安理会从1996年开始多次谴责伊拉克违反联合国决议。19年6月,埃克乌斯宣布辞职。据称持亲美立场的澳大利亚人巴特勒于当年7月走马上任,接任特委会一职。

如果说埃克乌斯在任期间尚能与伊方正常相处,使核查得以正常进行的话,巴特勒上任之后,特委会与伊拉克的紧张关系则不断加剧,最终导致巴特勒拂袖而去,核查不得不告停止。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伊方认为巴特勒只知道挑刺,根本不想让伊方通过核查这一关,二是伊方认为巴特勒领导下的特委会成了美、英间谍的工具,对伊“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1995年4月,特委会埃克乌斯在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对伊武器核查和销毁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伊拉克已不再拥有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到1996年末,伊认为,核查工作基本已经可以宣告结束,联合国对伊制裁取消在望了。然而,19年10月中旬,巴特勒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不仅未提海湾战争后伊在执行安理会决议方面所做的努力,反而指责伊在销毁生化及核武器方面仍有隐瞒,且多次阻挠武器核查小组的正常工作,甚至威胁小组工作人员的安全。

此后,在美、英的敦促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1134号决议,要求伊拉克严格遵守联合国各项决议,尽快交出所有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最后的、完整的”资料,否则将对伊实施新的制裁。这项决议犹如当头一棒,沉重打击了曾满怀希望的伊拉克。伊拉克指责这项决议是在美国施压下作出的,伊拉克拒绝接受这项决议,并取对抗核查的措施。

1998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初亲赴伊拉克斡旋并达成了谅解,但伊拉克与巴特勒领导下的特委会的冲突仍持续升级。1998年8月,伊拉克宣布中断与联合国核查人员的合作,除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执行监测任务外,其他武器核查工作全部停止。在此情况下,巴特勒于11月中旬命令所有核查人员及其他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共300多人撤离巴格达。12月17日,美、英发动了代号为“沙漠之狐”的对伊空袭行动,理由是伊拉克阻挠核查,藏匿可疑资料,刁难核查人员,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决议。12月19日,伊拉克宣布联合国特委会从此不得返回伊拉克。

据统计,在1991年至1998年年底,联合国共有200多个武器核查小组对伊拉克2500多个地点进行了400多次调查。销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4万多件化学军需品、近50万升化学制剂、180万升用于制造这些化学制剂的化学品和包括弹道导弹弹头在内的7种运载系统。专家估计,长达7年的武器核查行动解除了伊拉克95%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此外,安理会于1999年12月通过第1284号决议,决定建立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继续联合国特委会的核查使命。2000年1月,曾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并参加过对伊武器核查的瑞典人布利克斯被任命为监核会。2002年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441号决议,提出加强武器核查的各项规定。

2002年11月27日,随着首批17名核查人员开始工作,尘封了4年的对伊武器核查重新启动。核查能否顺利进行,与核查、被核查双方的态度有关,但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国际关系上的利害冲突、力量对比等因素。美国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把发动对伊战争,推翻萨达姆,实现全面控制伊拉克作为既定目标,想通过核查对伊实施军事打击和军事占领的依据。欧洲和俄罗斯出于维护在伊利益的需要和对美国单主义的不满,希望伊拉克问题能够和平解决。从本质上讲,1441号决议是国际政治舞台上大国利益、实力较量和相互妥协的结果,对伊武器核查只是其延续。这种国际关系背景是影响核查进展的重要因素。

美国坚持“倒萨”的原因: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问题始终是美国政治和外交挥之不去的话题。美国坚持“倒萨”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战略图谋。去年11月初美国在阿富汗战场得手后,更是把“眼中钉”伊拉克锁定为下一个军事打击目标,明里暗里加紧各方面的造势和准备。政治上,布什相继抛出“邪恶轴心”说和“先发制人”理论;外交上,先后派副总统和国防部副部长走访中东进行游说;军事上,布什加紧同伊拉克反对派进行磋商,研究和制定对伊作战,并开始向伊拉克增派部队。美国积极准备打击伊拉克,其背后有着多方面的考虑。

(一)转移国内视线,谋求政治利益。布什当选总统后的美国政坛,共和、民主两党势均力敌,在国会两院中的议席相当接近。面对美国经济衰退的严峻挑战和民主党的有力牵制,布什上台后在解决国内问题方面无所建树,短期之内也难有作为;而“9·11”恰恰为布什提供了避开棘手的国内问题扩大其政治影响力的机会。反恐战争使共和党的声望有所提高,在2002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中赢得了更多国会席位。阿富汗战争尘埃落定之后,布什又面临选择政治“炒点”,以维护和扩大其政治声望的挑战。伊拉克问题在美国国内分歧相对较少,短期内容易有所作为。同时,发动战争和控制伊拉克也是维护共和党所代表的美国工业集团和石油财团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坚持“倒萨”成为布什合乎逻辑的选择。

(二)、了结伊拉克问题,卸掉外交包袱。海湾战争结束以后,美国一直坚持对伊拉克实行遏制政策,试图压垮萨达姆。但事与愿违。制裁不但没有动摇萨达姆的统治,反而引来国际社会对制裁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一片指责之声。事实说明,美国对伊拉克取的“以制裁促变化”的策略并不灵验,伊拉克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已经成为美国与国际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和美国外交日益沉重的包袱。美国下决心“倒萨”表明,以武力推翻萨达姆,了结海湾战争遗留的伊拉克问题,同时确保美国公司在伊拉克获取最大经济利益,已经成为美国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新思路。

(三)、控制石油供应,扩大战略优势。中东地区是国际石油供应的主要来源。伊拉克石油丰富,储量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开发潜力巨大。取得对伊拉克石油的控制,对于美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第一,有利于进一步制约依赖国际能源供应的战略对手。第二,有利于进一步削弱欧佩克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化解欧佩克成员国限产促价的努力,确保美国对国际石油供应安全和价格的控制。第三,为美国石油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国有化高潮之后重返该地区创造重大机遇。90年代以来,萨达姆多次声言要以石油为武器,反对美国霸权,令美国怀恨在心。除掉萨达姆,把国际石油供应来源进一步置于亲美控制之下,甚至是美国的直接军事保护之下,是美国扩大国际战略优势,巩固其世界霸权的必然选择。

(四)、扶植亲美,削弱反美势力。中东地区的反美势力历来比较活跃。2001年布什上台以来,这种反美情绪进一步增长。布什曾经承认,“9·11”的根源在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这样的美国传统盟国也有一批人涉嫌参与“9·11”更使美国震惊。此外,2000年沙特不顾美国的反复劝说,与伊朗和委内瑞拉共同发起石油限产提价,并一直坚持至今。然而,美国并没有认识到,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中东政策有关。相反,美国朝野最近泛起一种论调,将这种现象归因于中东一些国家实行集权的政治制度和美国上届打击不力,进而认为只有对这类国家进行“整合”,使其接受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才能防止滋生反美情绪和恐怖主义活动。因此,美国卿鲍威尔于2002年12月提出包括对中东国家进行政治改革在内的“美国中东伙伴”。美国坚持推翻萨达姆,在伊拉克扶植一个用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的亲美,就是为了落实这一,在阿拉伯国家树立所谓“民主样板”。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2003年3月20日爆发了伊拉克战争。这是21世纪一场全新样式的现代化战争。5月2日,布什在“林肯”号航母上正式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整个战争共持续44天。实际上,在4月14日美军攻占了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家乡提克里特之后,美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基本结束。这场战争是继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对伊拉克进行的第二次战争。这场战争同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军伤亡数字比较起来,基本结束的伊拉克战争具有两大特点:地面战伤亡人数大增,飞机坠毁和友军误伤事故则明显减少。

美军之所以在伊拉克战争中实现了“低伤亡”,主要是五角大楼在制定作战时强调空军的重要作用以及避免了城市巷战的结果。美军本次尽管出动兵力不多,但是其先进装备和训练水平都对伊军形成了压倒性优势,从而确保了整个战争的顺利结束。伊拉克战争展示了美军新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是美实践“先发制人”战略的第一场战争,也是美国发动的

一次大规模的联合一体化攻城略地侵占一个国家的战争。较近年美国发动的一系列战争相比,这场战争呈现出一些鲜明的战略性特征。一是谋求绝对化的军事目的;二是检验信息化战争力量;三是实践新的战争理论;四是创制的非对称战争局势;五是发掘战法手段的综合效能。

伊拉克战争对世界格局和中东地区产生的影响:(一)多极化趋势仍在量变过程中,趋势增强。一方面,美国依靠其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顾其他大国反对,强行实现“倒萨”目标,从而证明“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但另一方面,在“倒萨”问题上美国霸权主义受到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而且挑战主要来自其西方盟国。法、德、俄等大国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利益分歧和外交独立性更加明显。北约不再是美国可以随意利用的手段,联合国的权威再次受到多数国家的维护,美国把“倒萨”与反恐直接挂钩的说词缺乏说服力,附和者甚少。大国之间围绕伊拉克问题的较量表明,美国无视其他大国利益、推行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的阻力增加,世界格局多极化的量变过程还在继续,趋势增强。

(二)多年居高不下的国际油价可能下降。国际石油价格自2000年以来长期居高不下,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供给方面来看,既是沙特、伊朗和委内瑞拉等欧佩克主要石油输出国联合限产促价的结果,也是反恐、“倒萨”和委内瑞拉罢工等政治因素造成心理恐慌和投机资本乘机炒作的结果。国际石油供应能力并没有真正出现短缺。在多年高油价的刺激下,俄罗斯等非欧佩克国家的石油生产和出口能力显著提高。目前,委内瑞拉罢工已经逐渐平息。伊拉克问题解决后,石油投机商将失去另外一个“炒点”。伊拉克的石油生产也将逐步增加。从需求方面来看,世界经济不景气已经使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率显著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的年平均增长1.4%下降到2001和2002年的平均0.4%,2003年仍无显著提高的可能。在这种供求关系形势下,“倒萨”后的国际石油供过于求的情况将更加明显,市场力量对油价的作用将更加明显,欧佩克与非欧佩克石油输出国之间的市场份额竞争将更趋激烈。只要“倒萨”过程中中东地区油田不遭大规模破坏,国际石油价格下降的压力将显著增大,并导致国际石油价格下降。

(三)中东局势可能有所缓和,但难以稳定。“倒萨”以后,为了防止伊拉克发生和分裂,美国可能直接或利用国际力量对伊拉克实行某种形式的军事控制。面对既成事实,中东各国可能取现实立场,避免与美国对抗。但中东地区也可能出现一些民众层面的反美情绪,不排除激进势力发动针对美国利益的袭击活动的可能。

(四)美国实现“倒萨”以后,将把重点转向伊拉克的政治和经济重建,立即对其他中东国家动武的可能性不大,要求其他阿拉伯国家立即用西方式民主制度也不现实。美国石油财团将重返伊拉克。政治重建可能取“阿富汗模式”,但为满足库尔德人和伊斯兰教什叶派的自治要求,联邦制也可能成为政治体制的一种选择。不过,伊拉克各反对派争权夺利,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之间较深,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教派分歧,这些矛盾不仅会在重建过程中爆发出来,而且将成为长期影响伊拉克政局稳定的因素,甚至可能对伊拉克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影响。美国军队可能长期驻扎伊拉克。

(五)巴勒斯坦问题关乎阿拉伯民族利益和情感。“倒萨”以后,美国为保持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削弱阿拉伯国家反美情绪,不能不加大恢复中东和平进程的力度,可能敦促双方在美国、欧盟、联合国和俄罗斯四方联合提出的“路线图”方案基础上恢复和谈,从而使巴以双方暴力冲突有所缓和。但是,由于巴以谈判当前涉及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难民等关键性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难度很大,至今尚无切实可行方案,因此短期内中东和平进程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巴以冲突还会继续存在。

(六)美伊战争对传统安全因素与国际法理的损害。美国攻打伊拉克实质上是绕过联合国,取与其盟友单独行事的作法,这将再一次削弱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上的影响和权利。长此以往,联合国将逐渐被架空,失去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这也会直接影响其他大国的权利和地位。战后,美国霸权的全球扩张将变得日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