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国际金价_1952年黄金的价格

1.印度尼西亚凯利安金矿床

2.日本贫乏明治维新是怎么发展经济的

3.天等县的自然

4.银子什么时候取代铜钱成为货币单位

5.清明上河图的时代背景

印度尼西亚凯利安金矿床

1.地质背景

凯利安（Kelian）金矿床位于印度尼西亚东加里曼丹的普拉姆普斯山上，该区森林覆盖浓密。凯利安金矿床为低硫化低温热液型矿床，形成于早中新世。矿化面积为1km2，矿床受断裂构造控制，在成因上与流纹岩侵入体有关（图10-24）。在凯利安矿床可见到几个阶段的矿化和蚀变，很多金与贱金属及碳酸盐脉、热液角砾有关。与矿化有关的蚀变类型主要为绢云母化、冰长石化和碳酸盐化，只有少量石英出现。

凯利安矿床的地质量是9500万t，平均金品位1.85×10-6，即含有金176t。其中5330万t矿石的金品位为1.×10-6。

图10-24 凯利安地区地质特征及矿床位置图

（引自T.M.Van Leeuwen等，1990）

2.勘查与发现

15年，RTZ的子公司印度尼西亚里奥廷托（Rio Tinto）公司在东加里曼丹开展了勘查项目。该项目最初的目的是追踪已知砂金矿床，其中一个已知砂金矿是双溪凯利安。该砂金矿床是于1947年由当地的达雅克人发现的。据的保守估计，在1958年至1963年间，该矿床产金量为100～300kg/a。

凯利安河砂金在1963年停止开。但由于金价的上涨，19年再度兴起淘金热。最初依靠挖坑和淘洗，后被机械化的溜槽所取代。据估计，从1955年以来，共集了20t砂金。

15年，当地金活动处在相对平静时期。RTZ的地质学家对马哈坎河的几条支流的含金性进行过评价，其中包括了凯利安河。在此之前，凯利安地区几乎没有开展过任何的地质工作。RTZ的调查算是该区最早的地质工作。

砂金矿虽品位高，但矿较小，且金颗粒不成熟，说明搬运不远。这促使地质学家产生寻找原生金矿的念头。由于地质工作者得了疟疾，试图追踪源头的工作只好推迟到16年的第二次考察。

上游的追踪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在普拉姆普斯山脚的河流两侧，确定了粘土化和褐铁矿锈斑的滑坡。从滑坡面上取得的岩石碎块具有金的异常。16年，该区的普查沿特普河（Tepu）和达雅克河（Dayak）支流进行，并发现大量蚀变岩的滚石。在普拉姆普斯地区最初大约集了100件岩石样品，其中40件样品金含量在（0.1～7.9）×10-6。在支流的重砂样品中，发现金和毒砂。在水系沉积物样品中存在Au、Ag、Cu、Pb、Zn的异常。

16～18年间开展了地质填图、深部螺旋钻土壤取样和探槽取样等工作。使用手摇钻从腐殖层之下取样，其最大深度达1m，按50m的水平间距沿等值线按20m的垂直间距取样。按0.2×10-6Au所圈定的异常面积达1km2，异常往往与安山岩侵入体和火山熔岩的接触带相吻合（图10-25）。高于2×10-6的金构成了一个带。2×10-6Ag和300×10-6Pb的异常分布与2×10-6金异常分布相一致。Zn异常稍弱，在金异常边缘发育，在地形上它略低于金异常，表明Zn的位移较大。依据螺旋钻取样和探槽取样圈出了两个金矿化异常（Au＞3×10-6）。

图10-25 凯利安矿床上方土壤中金的地球化学异常分布

（引自T.M.Van Leeuwen等，1990）

在最后阶段的调查中，为了检验Au的地球化学异常之内是否有矿，进行了土壤样品的Hg气测量和激发极化测量。100×10-9的Hg等值线与0.2×10-6Au等值线相吻合，据以圈出了热液蚀变系统的总轮廓。在这宽大的异常内，（2000～32000）×10-9Hg异常与东部普拉姆普斯矿体对应；2000×10-9的Hg异常与2×10-6Au的等值线对应较好。在普拉姆普斯西部，据2000×10-9Hg圈出的范围更小，其峰值达6600×10-9。在工作区的东北部存在两个小的1000×10-9Hg异常。

随后使用了地面磁法、激发极化法和电阻率法，对土壤地球化学异常进行查证。地面磁法清楚地识别出了安山岩体的绿磐岩化带及矿化后的玄武岩流。

图10-26 凯利安矿床上方土壤中汞地球化学异常分布图

（引自T.M.Van Leeuwen等，1990）

图10-27 凯利安矿床地球物理综合解释

（引自T.M.Van Leeuwen等，1990）

激发极化法圈出了宽广的频率效应异常，其范围基本上与蚀变带的范围和土壤Au异常的范围相一致（图10-27）。从图10-27看出，存在两个南北向和两个东西向极化率高的导体。其中两个南北向的良导体与普拉姆普斯东西向的两个矿体相对应。对南部东西向的良导体的钻探验证表明，它是由金矿体所引起的，但过去未被发现，地表磁测并没有测出任何金矿化的显示。

3.小结

凯利安矿床是依据已知金矿床的特点，最终选定勘查远景区。在勘查过程中，土壤测量和岩石碎块取样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勘查方法。在土壤地球化学异常查证过程中，土壤的汞气测量和激发极化测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土壤的汞气测量对于该区圈定与矿化有关的蚀变系统是非常有效的。

日本贫乏明治维新是怎么发展经济的

日本的发展史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要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全面提高人口素质，防止两极分化，自强不息。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

日本拥有不足2%的世界人口、0.25%的世界面积和极为匮乏的自然，却创造了17%的世界财富。笔者随团到日本研修和考察，在领略世界经济大国的富裕、发达和文明程度的同时，切身感受到我们在许多方面需要向日本学习。其中，最让我们感慨和深思的是日本低起点、快速度的发展史！

19世纪中叶之前，和中国一样，日本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没有接触到欧洲的新兴文明。1853年，美国军舰开进了日本港，日本国门从此被打开。日本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成为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自此，国内矛盾触发，幕府统治结束，明治维新开始。明治推行“富国强兵”政策，迅速提高了日本的综合国力，也将日本引上了与西方列强为伍、竞相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1945年，日本战败，整个国家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其后，在以美国为主的外力下，日本开始了国家改造和经济复苏。1960年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今天，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我们不能否认，日本创造了一个奇迹。考察日本的发展史，结合在日本的见闻和感受，笔者认为以下几点经验对中国的发展应当有所启示。

改革和创新是发展的灵魂

不断改革和创新，为日本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历史上，日本曾为中华文明所折服，虚心向中国学习，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后，日本看到了西方文明，又虚心向西方学习。1871年，日本派出了100余人的考察团，赴欧美进行了历时22个月的考察访问，对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司法机构、教育体系等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研究。我们参观日本参议院时，见到大厅里矗立着当年的考察团团长，后来的四任首相、三任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的铜像，日本人民至今没有忘记他。西方取“经”后，日本开始了深层次、全方位的自我革新，很快走上了发达的资本主义道路。二战后，日本又开始向美国学习。20世纪50年代，日本派出大批青年赴美留学，多数学生学成后回国。从当今的日本生活方式可以看出，他们已将东方和西方文化融为一体，善于兼收并蓄，勇于变革创新，虚心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日本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使日本最终确立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

全面提高人口素质是发展的战略选择

日本是个非常重视人口素质的国家，总人口1.27亿左右，人口密度是我们的2.5倍。在东京等大城市，购物、就餐等生活都需要排队。日本人无论在车站、超市或其他地方都自觉地排队，这种意识体现了日本国民的素质。日本把国民教育放在突出地位，把功夫下在提高人的基本素质上，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体系。日本的教育制度与我国相似，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初中以下为义务教育，入学率为100%，高中升学率为96%，大学升学率为50%。20世纪80年代，日本就提出了终身教育的问题。1990年日本制定实施《终身教育法》，以促进形成学习型社会。日本教师的地位很高，公立学校的教师列入公务员行列，其工资高于一般的行政官员。笔者认为，与日本相比，中国人口多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但不能把它看成一个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把一切问题都归于此，怨天尤人；而应当在毫不松懈地做好生育工作的同时，下大力气抓好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义务教育，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防止两极分化是日本始终坚持的发展道路

有数据显示，与美、英、德、法等国比较，日本的犯罪率最低。这与日本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关。日本战后的飞速发展阶段，虽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由于国家取的措施得当，社会没有形成两极分化，并逐步消除了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据有关机构调查，日本居民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与别人比较处于中档的比例，其满意度1958年为72%，19年为91%，1989年为87.3%。多数日本人认为，自己所处的是一个“平等社会”、“无阶层社会”、“同质社会”。日本消除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维护社会公平是日本二战后始终坚持的发展道路。日本战后的发展史很注重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缩小。日本解决收入差距的途径主要有：一是建立比较平等的工资体系，企业内部的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较小；二是对农户、个体户、中小私营企业的个人所得征税率较低；三是个人所得税递增率高，在日本，你如果拥有1亿日元，实际上只有3000万可以支配。

自强不息是日本的民族精神

忍辱负重、自强不息，已经固化为日本民族的优良品格。许多日本人对军国主义侵略史已经“淡化”，这已经引起国际公愤；但是，他们对自己战败时的惨状却记忆犹新。江户东京博物馆内，不仅存有当年东京等地被炸情况的和录相，还有专门制作的一些场景模型，他们教育后代不要忘记“悲惨的过去”。与日本人交谈，提到日本历史，他们总会滔滔不绝地讲述被美军轰炸的情景。可见，这些已经深深扎根于他们的思想和情感，成为激励其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翻开日本近代史，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变化发展的轨迹：闭关锁国导致了民族屈辱，由民族屈辱而富国强兵，富国强兵之后便对外侵略，对外侵略险些造成国家破碎，战后的日本又在废墟上再次腾飞。50多年来，日本因战败而迎来了和平，被占领而实现了民主改革，失去了在国际事务的发言权而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这些变化发展尽管有外力在起作用，但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其面向未来、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的精神，不能不让人赞叹。

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正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在积极发展自身的同时，需要积极借鉴日本发展中的有益经验，我们要学会从日本的发展史中获得重要启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吸收日本发展模式中的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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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阶段

日本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发展在战后经历了快速发展时期。这主要可分为四个阶段。

经济恢复期（1945—1955年）。战争毁灭了日本42％的国民财富，经济混乱，物价飞涨，大量失业，通货膨胀。借助占领军的巨大影响力，日本提出了“增加生产以平息通货膨胀，稳定国民生活”的政策，进行了经济和社会的民主化改革。1949年基本稳定了通货膨胀，经济开始恢复，1953年接近战前水平。

高速增长期（1955—13年）。1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1966年追超英国，1967年追超法国，1968年追超西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成为亚洲新巨人，引起全球经济界的注目，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

中速增长期（14—1991年）。受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日本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靠贸易立国的日本经济被迫加快产业结构的重组和调整，重化工结构转向知识密集型产品结构。这期间GDP年均增长4.3％，比高速增长期下降一半。

经济危机并走出困境期。进入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经济危机，1992—1998年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其中19、1998两年出现负增长，但目前仍是世界经济大国。受到企业效益恢复的刺激，设备投资逐渐复苏，雇佣及收入环境正在逐渐得到改善。由于企业的推动，日本经济复苏的前景越来越明朗。

天等县的自然

全县土地总面积为3263179亩，1980年有耕地393137亩，占总面积12%，其中水田201785亩，旱地191352亩；园地7655亩，占0.2%；林地664419亩14年林业普查数，占20.4%；树林地115750亩，占3.6%；牧地499190亩，占15.3%；居民点及工矿用地51510亩，占1.6%；交通用地20759亩，占0.6%；水域46572亩，占1.4%；荒山荒地1464196亩，占44.9%。

1981年至1985年间，全县城镇建设占用耕地213.57亩，乡村建设占用耕地914.15亩，共计1127.72亩。1985年，全县耕地面积389416亩，比1980年减少3721亩。1985年，全县有难利用的荒山荒地81.04万亩，占荒山荒地的56.86%；可利用的61.49万亩，占43.14%，人均1.67亩。可利用的荒山荒地中，宜农荒地5.46万亩，占荒山荒地的3.83%，人均0.15亩；宜林荒地33.49万亩，占23.5%；人均0.91亩；宜牧荒地22.54万亩，占15.81%，人均0.61亩。 天等县六条主要河流的补给，主要仰赖于大气降水。年平均径流深度为658.8毫米，径流系数为0.3至0.5，多年平均径流量为14.3亿立方米。全县人均拥有水量为3890立方米，约为自治区人均占有量5310立方米的73%，比全国人均占有量2700立方米高44%。1985年全县水利工程充分发挥效益后能提供使用的水量为4.66亿立方米，占地表水的32.6%实际效益较差，另外，境内地下水富水区天然补给量为3亿立方米左右，枯水期总流量为8.31立方米/秒，平水期总流量为33.03立方米/秒。但地下水在峰丛洼地区域埋藏较深，不易开发利用。县内径流年内分配不均，5月至9月比较集中，约占全年的75%左右，枯水年春旱特别严重。境内岩溶地貌占77.4%，地表河溪少，多年平均降水量虽不少，但降水大部分渗入地下，形成山高水深的局面，特别是进结、驮堪等乡镇的石山地区，水尤为缺乏。

天等县水能理论蕴藏量为2.5万千瓦，可开发量为16644千瓦包括借大新县稔底建电站可开发量7200千瓦在内，1985年已装机9004.9千瓦包括稔底电站已装机4800千瓦在内，尚可开发利用7639千瓦。 天等县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

1980年社会总产值8334万元，农业占69.15%；1985年8744万元，农业占60.72%；1987年13941万元，农业占61.%。

工农业总产值，18年6954.2万元，其中农业占82.87%。1985年比18年下降3.54%，其中农业占79.14%，下降7.88%。1987年比18年增长17.20%，其中农业占73.63%，增长4.13%。

农业内部，18年种植业产值3823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66.34%。1985年种植业产值3031万元，占农业总产值57.09%，比18年下降20.72%。1987年种植业产值4779万元，占农业总产值55.32%，比18年增长25.01%。

种植业以粮食生产为主。1950年至1985年，粮食播种面积占种植业播种面积90%以上的有26年，将近90%的有10年。18年粮食作物收入1992.9万元，占种植业总收入的89.40%。1985年粮食作物收入1652.4万元，占种植业总收入的54.87%，比18年减少17.09%。1987年粮食作物收入2842.1万元，占种植业总收入64.46%，比18年增长42.61%。

天等县的粮食生产几经起伏。1959年以前，连年上升，1960年后连年下降，直到11年才恢复并超过1959年的水平。以后逐年上升，到1982年发生了历史性突破。可1983年后又出现滑坡现象。1985年回到11年的水平。

天等县种植业生产的粮食，1953年至1987年，除了为天等人民提供必要的口粮外，还纯调出5577万公斤，已减去纯调入的2948万公斤，直接为天等县工业提供的原料，占国营工业总产值的58%；天等商业部门经营的工业品，几乎全部销往农村；县财政收入60%直接间接来自农业。 清末，手工业主要有榨油、酿酒、编织、染织、铸造、裁缝、木工、打铁、首饰、弹棉、补锅、草绳、烧石灰、纱纸、土布等。手工业者多数集中圩镇。向武土州祥村、贵村和今把荷的上万村一带有人淘金。民国4年1915年广西省诚泰、2公司于向都县嘉平、样村承领开沙金矿、红锑矿，因价格低而停办。

天等县有犁头出于北区之鹿马、那隆、陇敏三村，每年约出千把，远销至隆安、添等及果化等处。每年还外出凿石均有三四千人，主要是建筑桥梁、石具、墓碑和雕刻等。南宁、镇南、田南各县及安南、暹罗两国无不有其足迹。以西区下州村百余户此工最为擅长人物花鸟，凿刻毕肖。又北区之上元百余户、铣村六七十户，其村人能造簪环首饰，长于银工。西区之更训、容正两村长于铁工，刀枪均能制造。

1922年，龙茗县年产添等空心面线86万斤，镇结产20万斤，向都县产50万斤。添等空心面线最优，曾远销香港、广州。

1923年向都县都康年产南粉10万斤，龙茗县产150万斤，向都凝圩编织草席、草帽出售每年约有千把只张。镇结县铣村个体户产纱纸18万斤，产值3600元国币。向都县汉洞村产纱纸400斤，产值150元。龙茗县会荣村也有纱纸出售。

1926年，镇结县油桐产量3.8万斤，龙茗县产6.9万斤，向都县产6万斤。29年镇结县油桐产量增至4.28万斤，龙茗县增至27.07万斤，向都县增至13.56万斤。1948年3县有油桐榨坊15家，每家年榨油籽50至60万斤，产出桐油30万多斤，销往果化10万斤，其余在本地销售作灯油及涂料。油桐榨坊主要集中龙茗县士林村，镇结县岩造村，向都县平究村。1935年向都第二区之祥屯及第七区之加平村与雷平县交界之陇吼岭发现金矿，当地个体户淘沙之，颇有收获，尤其陇吼岭获颇多。

解放后，向都镇金洞乡一带仍有人淘金，开红锑矿。因金价低，以开红锑矿为主。进结、进远、都康等乡镇的石工匠，每年均有一二千人外出。进远乡政州村常有三四百名铁匠到外地打铁。进结镇民元村有百余名银匠到那坡县及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专铸首饰。天等镇会荣屯、进结镇铣屯、向都镇汉洞仍生产纱纸，在县内出售。

1949年工业总产值35.2万元，全是传统手工业。1954年11月，在添等镇太平街建立县火力发电厂，供机关、医院照明。1955年建天等酒厂。

1956年成立会荣纱纸手工业合作社，同年转为国营天等造纸厂，1961年下马。同年个体手工业者组成铁器生产合作社，职工17人，后改为农机具厂。12年购置车床等机器设备进行生产。同年县财政投资建立天等火电厂。

1958年6月组织3000名民工，手工开东平锰矿，1962年下马，1966年复办。10月，在驮堪建钢铁厂，在龙胜、龙茗、天等、都康、进结、东平等地建炼铁高炉162个，土炉939个，小窑炉1158个。上马人数46931人，砍伐木材93534吨烧炭，炼出结铁4367吨，生铁361吨，次年12月下马。同年5月，县财政投资10万元办金矿场，1960年下马。同年，于向都万福寺建厂，1961年下马，10年1月再上马，生产民用硝氨、木糠，因产品无销路，1980年11月下马。5月，进结、向都、龙茗、天等铁器社和进结犁头合作社组成农机具厂。同年，于县城西北部建立与酒厂合并、统一核算的糖厂，11年扩建，日榨甘蔗50吨。1982年并入胜利糖厂。5月，石印社转为县印刷生产合作社，12月改名新英县印刷厂。1960年8月改为天等县印刷厂。这一年上马的还有农机修造厂、化肥厂、金矿、硫磺矿、磷矿、东平锰矿、砖瓦厂、淀粉厂、厂、陶器厂、纺织厂、炼油厂、皮革厂集体，除了农机修造厂、东平锰矿之外，1961年全部下马。

1963年7月兴建天等县第一个水电站，新屯水电站。1966年8月县财政投资2万元兴建天等磷肥厂，1968年投产，15年产值发展到.74万元。产品除在本县销往外，还销往武鸣、隆安、邕宁等县。1980年12月因燃料短缺，质量低而停产。

1968年，磷肥厂附设水泥生产车间，试产矿渣水泥。1981年磷肥厂下马，转产水泥，改为天等县水泥厂。1969年11月建天等县制药厂。

11年建木器厂。年因原材料缺乏和经营管理不善，亏损下马。

13年7月县财政投资450万元，建天等氮肥厂。1981年3月停产。从投产至停产共生产合成氨6233吨，碳铵301吨，总亏损153.92万元。因煤炭运输线过长，连年亏损而转为淀粉厂，部份设备无偿调给隆安氮肥厂。14年7月，南宁地区轴承厂迁往扶绥县，天等县利用留下的设备建天等汽车修配厂。

15年自治区财政厅拨款180万元，办磷矿场。至19年共产磷肥12.59万吨，产值115.35万元。除满足天等县需要外，还销往鹿寨、明阳、马山、横县等地。因品位低13℃以下，运输线长，成本高，亏损大，而于1980年停产。

16年10月投资755万元，由县农业建设兵团3000名民兵施工，兴建稔底水电站，1980年8月一级站两台机组投产，1985年11月二级站两台机组也投产。

17年8月县财政拨款138.32万元，兴建平尧下段水电站，1982年竣工，因设备和电线被偷，未能投产发电。1981年11月投资803.37万元，立项兴建日榨650吨的胜利糖厂，1982年12月投产。

1982年1月兴建天等食品厂。

198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399万元，比1949年35.2万元增长38.74倍，比18年1191.2万元增长17.45%。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锰矿18783吨集体、淀粉211吨、电力858万度、干粉6吨、人力打谷机300台，桂龙膏11.84万支、碾米机7台、桂龙酒1.38万瓶、破碎机99台、半夏止咳糖浆2000瓶、粉碎机89台集体、油箱1681只、粉丝33吨、档案箱677只集体。水泥2368吨、糕点59吨、木材1168立方米、酒精329吨、机制糖2362吨、混合酒216吨。全县国营工业建立了电力、冶金、机械、建材、食品、印刷和制药7个独立核算工业行业，职工1011人，其中具有中级职称14人，初级职称126人。固定资产原值2627.24万元，固定资产净值2233.21万元，工业总产值829万元，销售收入674.55万元，销售税金75.23万元，利润总额51.99万元。各行业产值占国营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电力56.62万元占8.48%、冶金103.30万元占15.47%、机械45.21万元占6.77%、建材12.08万元占1.81%、食品419.05万元占62.77%、印刷16.88万元占2.53%、制药14.48万元占2.17%。较大的国营厂矿场，有县酒厂、东平锰矿场、农机修造厂、胜利糖厂、水泥厂、印刷广、制药厂、汽车修配厂、食品厂和稔底水电站、平尧水电站、辽乐水电站。其中胜利糖厂产值269.11万元，占国营工业总产值的32.46%，东平锰矿场产值103.30万元，占12.43%，天等发电网产值66.9万元，占8.07%。 清光结二十一年1895年，每逢圩日有广东罗定和广西宾州等地小贩在圩镇来回摆摊，销售小工业品。

民国22年1933年，本地人开设小铺店9间，经营油盐、烟茶、纸张，笔墨、药材等。1934年，镇结县镇结街有坐商15家，其中陈崇记有资金1万元国币，宝隆有资金0.5万元，其他铺店有资金0.2万元左右。向都县中和街有坐商19家，其中荣珍有资金0.7万元，谭荣兴有资金0.4万元，其他小铺店有资金0.3万元左右。龙茗县坐店19家，其中祥兴有资金0.2万元左右，经营布匹、杂货、烟酒、油盐、酱醋、药材、陶瓷等。

1952年，建立国营贸易组和供销合作社。1953年成立国营天等贸易支公司，供销系统也先后成立县购推销经理部和基层供销合作社。当年支公司和供销社收购农副产品7.1万元和27.3万元，商品销售43.4万元和34.1万元。主要经营的农副产品有生猪、土糖、桐籽仁、桐油、八角、茴油等，工业品有棉布、棉纱、毛巾、肥皂、火柴、煤油、食盐等。

1954年，实行棉花统购和棉布统销，凭票供应。以后，扩大到家禽和生猪的派购。私营商业纳入批购、经销、代销轨道，行政上由商业局管理，批发进货与国营销售价格相同，购进商品只允许五金、小百货和文化用品。1956年，掀起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个体商业按行业组成1间公私合营药店参加该店的有瑞堂、万回春、坛寿堂、安生堂4间药店，资金约0.2万元，没有雇工，32个合作店组。

1957年4月，成立民族贸易管理局，对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实行统一领导，全县共16个核算单位，有职工793人。全年商业和供销系统商品纯购进153.4万元，纯销售360.5万元，占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88.9%，合作商店占11.1%。

1958年县供销社与商业局合并办公，基层供销社改为国营商店。商业体制、机构变动频繁，经营管理混乱。为支援大办钢铁和大办水利，各商店抽调人员参加炼钢铁、修水利，留守营业人员大力收购废旧生铁、锅头、锰矿石、木材、木料、木炭，支援炼钢第一线；大力收购农副土特产品，预付资金126万元。当年野生纤维、淀粉产品积压30多万元，红树皮报损4.83万元，沙梨、生姜等霉变损失1.5万元，从都安县运回的猪仔因管理不善死亡1000多头，损失2.5万元。全县20个核算单位，有18个亏损，共亏损21.27万元含县以下商店。当年，取消农贸市场。

1960年，商品紧缺，粮、油、棉、肉供应紧张，出现商品“走后门”的现象。县人民为了保障人民生活最低限度的需要，打击投机倒把，规定猪肉、食糖、香烟、酒类实行分配，凭证供应，部份商品则高价出售，以缓解矛盾。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分开，挂两个牌子，分两套人马，合署办公；恢复合作店组，个体商贩实行代购、代销。当年获利28.08万元。

1963年1月，国营商业与供销社正式分开，明确商业局领导国营商业企业，恢复工业品、副食品、五金、医药、饮食服务公司；县供销社把28个基层供销社并为10个区供销社。同时，恢复集市贸易，放宽部分二、三类农副产品范围。1964年，全县市场出现繁荣，物价趋于稳定，大部分商品供应得到缓解，逐步取消高价商品，转为平价凭证供应。

1966年至1967年“”开始，社会治安混乱，交通运输阻塞，商品短缺，购销萎缩，商品纯购进和纯销售分别比1965年下降11.8%和1.3%。商业机构不稳定，也影响了商业的发展。1966年亏损3.3万元，1967年亏损增至10.1万元。1968年下半年至1969年撤消县商业局和供销社，代之以县贸易服务组，主管全县商业和供销社工作。12年6月县贸易服务组改为商业局。13年，各公社商业供销服务站改为供销合作社。

16年大打“批资批修总体战”，掀起批判“资本主义”高潮，反对“自留地商品化”，批“野马副业”，把社员自留地种的青菜和经济作物，家庭多饲养的畜禽以及上山收的野生土特产品，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外出搞副业的戴上搞“野马副业”的帽子加以斗争。有些生产队规定每农户养鸡不得超过5只；进结公社派出干警追回搞“野马副业”的人员，仅高州大队就追回45人；搞“野马副业”的骨干分子在公社、大队被轮流批斗。15年和16年全县国营商业和供销系统购销额停滞不前，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分别比14年的690.2万元下降16%和13.4%。

19年3月，恢复县供销社。商业局主管百货、五金、糖业烟酒、药材、食品、饮食服务公司和合作总店后改为综合公司，县供销社领导土产、农资公司和各基层供销社。

1987年，全县国营、集体、个体商业网点有2999个其中零售网点2844个，从业人员4724人。属国营商业含粮食、物资、农机、图书93个750人；集体商业含供销社25个646人；个体商业2652户3328人。全县平均133人有1个零售网点，平均286人有1个饮食服务网点。商业和饮食服务业遍及全县城乡，方便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

银子什么时候取代铜钱成为货币单位

银子在明朝才取代铜钱，成为本位币！

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实施，使银子成为本位币！

银本位制是以白银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有银两本位和银币本位两种类型。银两本位是以白银重量“两”为价格标准实行银块流通。银币本位则是国家规定白银为货币金属，并要求铸成一定形状、重量和成色的银币；银币可以自由铸造成和自由熔化；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银币或白银；银币和白银可自由输出或输入，以保证外汇市场的稳定。

在货币史上，银比金更早地充当本位货币。但在充当货币商品方面，黄金远胜于白银。西方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银本位制先是过渡到金银复本位制，19世纪20年代后又为金本位制所取代。只有墨西哥、日本、印度等还保留银本位制。

银本位是一种金融货币制度，它是以某一固定重量的银币或银块作为经济单位标准的。欧洲从拜占庭帝国灭亡（15世纪中叶）开始直至19世纪，都是使用银本位制度。16世纪在南美洲西班牙殖民地（今玻利维亚）发现波托西银矿，西班牙大量铸造银币，称为比索（Peso），因为一比索等于八个币的价值，又称八片币（Pieces of eight）。自此银币成为这四百年间国际贸易通用的货币。

中国自汉代开始制造不少银器和银锭，但作为流通货币是由唐朝开始，在元朝时流行元宝，明朝时因为和西班牙、葡萄牙贸易，银币大量流通，亦使中国成为使用银本位的国家。

1704年开始，英国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及同时期的西班牙殖民地亦开始铸造及使用金币。1717年，当时任职英国铸币局总监的艾萨克·牛顿制定金、银和当时英国钱币（mint）的兑换比率，令英国实际上以黄金作为货币标准。拿破仑战争以后，英国开始铸造金币并于1821年并正式确定使用金本位。

清明上河图的时代背景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4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幅画高25厘米半，长525厘米。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为了表现京城的繁荣昌盛，张择端选择了清明这个重要节日的景象进行59表现。《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北宋以前，我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坐落在市府广场东南隅的辽宁省博物馆，将于11月中旬隆重开馆。届时，曾在沈阳“生活”了6年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将回沈“省亲”。《清明上河图》问世近900年以来，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颠沛流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的谜团。9月13日，记者探询了《清明上河图》的身世，以及鲜为人知的经历———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北宋画家，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他早年游学汴京（今河南开封），后习绘画。北宋徽宗时期，张择端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后来“以失位家居，卖画为生，写有《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收藏，为绢本、淡设色，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是《东京梦华录》、《圣畿赋》、《汴都赋》等著作的最佳图解，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它继承发展了久已失传的中国古代风俗画，更继承了北宋前期历史风俗画的优良传统，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期，首都汴京（今开封）清明时节郊区、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建筑和民生的繁华景象。

据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三国演义》的1191人、《红楼梦》的5人、《水浒传》的787人，都要多得多，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颠沛流离《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流传后世后，以独具的艺术价值及史料价值，受到后人的关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逊位之后的11年中，受到“清室优待条件”庇护，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并且监守自盗，乘机大肆窃取宫中珍藏多年的稀世文物，为数之多，竟有千余件之巨。借口赏赐盗国宝

溥仪12岁时，在张勋策动下，重登太和殿宝座，但没多久便再度逊位，处于“小朝廷”风雨飘摇之中。此刻，溥仪着手下一步打算：留学国外。

他们留学国外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于是，他便把宫廷内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存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运出的字画、古籍皆为出类拔萃的珍品，大约有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轴、册页，200种左右的宋板书。其中，便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尽管有“清室优待条件”作后盾，但溥仪还是不敢公然盗窃宫中宝物。他便以赏赐弟弟为名，行盗窃文物之实。1922年前后，北京局势动荡，他的父亲便在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从1922年起，他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收藏的古版书籍、历朝名人字画等文物，以赏赐为名，分批盗运出宫。

溥仪正式“赏赐”弟弟们，从1922年、所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开始。溥仪利用两名弟弟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的机会，将珍贵文物包裹在包袱里，由他的弟弟们每天下学时运出紫禁城。从开始“赏赐”起的两个多月中，有时是逐日“赏赐”，如1922年8月14日至26日，没有一天间断过。这些宫中文物积累到七八十口大木箱后，便运到天津英租界的楼房里存放。携带国宝投他国

直到1924年11月5日，当时的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突然闯进紫禁城，撵走了溥仪，拆散了“小朝廷”，溥仪窃取宫中所有文物的因此中断。

1924年11月5日，溥仪回到父亲的“醇亲王府”；11月29日，溥仪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居住，在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恢复“小朝廷”。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护卫下，溥仪潜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张彪私宅“张园”中安顿下来。可是，当时的经济来源远远满足不了他那浩繁的开支，于是，他便打起了变卖宫中国宝的主意。国宝流落伪皇宫

通过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阴谋策划、天津日军的密切配合，将溥仪乔装成日本军人，于1931年农历十月初一，乘小汽船偷渡白河，经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潜到营口，至鞍山汤岗子小住，然后前往旅顺口，进入日本殖民地。1932年4月，溥仪进入长春伪皇宫，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宝座。

溥仪从天津出逃，必须经过国民军的驻扎地区，所以他只能轻装简从，大批的宫中国宝，仍然存放在天津。

1932年至1934年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存放于天津静园的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等约70箱，运到长春伪皇宫内，将装有书画的木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即“小白楼”；将装有古玩珠宝的金库，存放于“内廷”缉熙楼客厅。携逃国宝被俘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伪满洲国汉奸们闻风丧胆，各奔生路。当时，一直由日本关东军担任警卫的长春伪皇宫，改换成伪满军队警卫。傀儡皇帝溥仪见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他最为忧虑的，是不可能将存放在伪皇宫的所有国宝统统带走，而只能有选择地将晋、唐、宋、元的法书名画大批携逃。为了能够多带国宝，他把保护法书名画的楠木盒、花绫包袱皮等统统扔掉，将这些国宝硬塞进大木箱里。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国都由长春迁到通化。同年8月13日，溥仪从长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沟；8月17日，溥仪乘坐一架小型军用飞机企图逃往日本。当飞机经过沈阳时，溥仪被中国和苏联红军俘获。溥仪随身携逃的法书名画和一批珠宝玉翠，被中国缴获后，上缴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存。专家揭秘《清明上河图》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开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东北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为东北人民银行拨交、中国从溥仪处缴获的名贵书画、珠宝翠玉饰品。独具慧眼鉴瑰宝

人民鉴赏家杨仁恺先生，是在溥仪携逃的众多法书名画中，独具慧眼发现了《清明上河图》。

历来，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繁多，杨仁恺先生过目的就有10余件之多。1950年秋，从东北人民银行拨交来的一批《佚目》书画尚未整理，良莠杂存、玉石不分。当时，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里整理书画作品时发现，其中有3件同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杨仁恺先生当时以为，这些都是过去常见的“苏州画片”一类的东西，根本没想到会在此中出现奇迹。

然而，使杨仁恺先生大为出乎意料的是，数百年来始终埋没在传闻中的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会在这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意外发现！杨仁恺先生顿时“目之为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真本解开百年谜

杨仁恺先生当时的激动心情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此之前，专家学者们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个什么面貌，一无所知。他们只能从经常接触到的许多苏州画片上，推断《清明上河图》与其大同小异，以为《清明上河图》原作大体是苏州画片的原始所本。《清明上河图》的本来面目，数百年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难怪杨仁恺先生看到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本后，“目之为明、惊喜若狂”。

至此，杨仁恺先生才真正了解到，苏州画片的作者根本没有见到《清明上河图》原作，只是参照历来文字记载构图铺陈而成的。比如，《清明上河图》东水门前的虹桥为木结构，而苏州画片则为石头建筑；人物衣着、民房、铺面的形制等，也都与苏州画片大相径庭，尤其是船只写实描绘技巧生动自然，已达到出神入化境地。张择端能将北宋京城开封的复杂纷繁景象绘入画图，要比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叙述得更为概括、更为形象，难怪《清明上河图》历代以来一直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仇英临本辨真伪

3件《清明上河图》中既然已经发现了真迹，其余两件自然便是赝品。然而，另外一个奇迹又在杨仁恺先生面前出现了：两件中的一件作品，竟然是仇英的重彩工笔《清明上河图》，并具名款。该作品参照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构图形式，但描绘的是苏州社会生活现实内容。从此，揭开了“苏州画片”的奥秘：明代苏州坊间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原来都出自仇英此图。由于历来的《清明上河图》赝品，均以仇英《清明上河图》临本为背景，于是，仇英临本也就成为衡量《清明上河图》真伪的一个条件。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即现今的辽宁省博物馆）开馆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始终珍藏在沈阳；1955年，被国家有关部门拨交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