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宁目前油价多少_海宁目前油价多少一升
1.为什么中东战争反映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2.怎样的国家才算是发达国家?
3.谁知道兔毛的价格走势?
4.小学六年级辩论会:科技发展是利大还是弊大
为什么中东战争反映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2月下旬,我出席了在阿布扎比举行的题为“美国、新兴大国与跨国威胁”的国际研讨会。会上,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代表认为中东剧变来得很突然。但同时与会的阿拉伯人却并不这样认为。
这让我想起半年多前在多哈参加的一次国际问题研讨会,会上一位中东著名企业家说:“中东地区有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这就是中东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就业压力巨大。今后六七年,在中东需要创造1亿个就业机会,来吸收那些走向劳务市场的青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中东地区的经济保持每年8%的增长率。然而,中东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4%左右,远远满足不了就业大军的需求。”他最后很担心地说:“这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发。”看来一些中东人士对中东目前的剧变是早有察觉的。
这促使我思考,为什么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变化,在中东地区没有发生?还是小平同志讲得对,“发展是硬道理”。
过去30多年,中国人在***的领导下,一心一意谋发展,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最近10年为例,2000年中国的GDP是1.08万亿美元,2010年GDP约为5.6万亿美元;2000年中国对外贸易额为4743亿美元,2010年约为2.8万亿美元。如此快速的进步,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并不多见。
1916年9月15日,50岁的先生到浙江海宁观看钱塘大潮。他看到汹涌澎湃的大潮,联想到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写下以下四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四句话不长,却概括出十分重要的真理:国家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潮流。
中国曾经是一个在世界上领先了上千年的国家,后来为什么落后了?就是因为明朝皇帝在明成祖之后,作出一个给子孙后代带来巨大灾难的决定,下令封海,致使中国走向闭关锁国。在世界潮流正在形成之时,我们却决定置身于这个潮流之外,教训很深刻。1978年以来,中国巨变使全世界叹为观止。我们为什么进步得这样快?就是因为我们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潮流。
在阿布扎比研讨会上,也有些西方代表认为中东发生的事情是民主化浪潮的结果。但许多美国人、欧洲人私底下却忧心忡忡。他们说民主固然好,但是民主化浪潮并不一定导致在中东地区出现西方希望看到的政权。在中东地区民众中,反美情绪非常强烈和普遍。我在阿布扎比参观了谢赫扎伊德清真寺。建筑宏伟壮观,令人震撼。我同清真寺一名管理人员聊起来,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之后说:“中国好,中国与我们合作发展经济;美国不好!美国人打阿富汗和伊拉克,反对巴勒斯坦。美国人说穆斯林反对非穆斯林是不对的,中国就是非穆斯林,但我们并不反对中国。”
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已经导致国际油价的飙升,油价飙升会导致粮食价格进一步上涨。在过去一年里,世界粮食价格已经上涨20%—30%,再上涨会带来更多问题,这对世界的稳定是没有好处的。
中东剧变是在世界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剧变说明“发展是硬道理”。我们一心一意谋发展,是正确的选择。中国持续、稳定的发展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吴建民 作者是欧亚科学院院士。)
怎样的国家才算是发达国家?
6月初我结束德国考察,当从陈旧逼仄的柏林机场回到巨大崭新的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时,同行的记者朋友笑着说道:“发展中国家的设施,就是发达!”
过去数年,我多次往返于美国、日本、欧洲,在跨文化的交流和观察中,类似的感受还有很多:
从布鲁克林脏乱的河滨公园遥望曼哈顿岛,我觉得似乎并不比从外滩眺望陆家嘴更令人惊叹。从杭州到上海,和谐号曾以350公里的速度飞驰;但从东京去仙台,东北新干线的速度却鲜能超过250公里。在德国汉堡,当地正如火如荼推进智能城市建设,但所用互联网技术却并不比北京的更为先进……
三十年前,当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会被机场、高速公路、超市、摩天大楼所震撼;而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视觉冲击感已经荡然无存。于是乎,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怎样才算是发达国家呢?
当然,是否是发达国家,可以用很多指标来衡量,例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寿命、识字率、工业化水平……但近年来我在跨国旅行和采访中,渐渐形成了一些主观判断方法。概括来说,发达国家会不计成本地做三种付出。
首先,为弱者付出。正如决定一个水桶容量的,不是长板而是短板;评价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判断标准不是强者的高度,而是弱者的地位。
弱者地位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汉堡,公交巴士到站后会利用液压侧倾车身,方便腿脚不便的老人或残疾人上下车;在东京,所有地铁车门上都刻有盲文告知盲人所在车厢位置;在美国纽黑文,政府补贴令当地穷困人群得以和耶鲁医学院博士生住在同一幢公寓。
为弱者付出,这首先意味着成本收益完全不成比例的金钱付出(例如服务盲人和老人的公共设施不产生经济效益),这是社会强者为弱者买单。反之,过度追求金钱效益,由弱者为强者买单,则是社会不发达的表征(试想北京还有几条盲道没被车位或店铺占据)。
为弱者付出还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精神升华。在汉堡,一位思科公司经理向我展示他利用捐款开发的难民医疗服务集装箱,专为涌入德国的难民提供医疗帮助。
在很多人看来,带来社会问题又不产生经济效益的难民不受欢迎,而思科的这位经理却坚定地说:“他们需要帮助。”当人道主义精神超越实用主义精神,当整个社会出现大量愿意不计成本服务弱者的社会群体时,这个国家必定是发达国家。
其次,为细节付出。注重细节品质,而非宏大外观,或许是我所走过的发达国家的共性。东京成田机场或许不如北京首都机场现代化,但新宿街头的公厕设施,绝对堪比北京五星级酒店。虽然中国一座三线城市的高楼大厦都不逊大阪,但在日本,我到再偏僻的小城,都可以放心直饮自来水。
为细节付出,还意味着急不得。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当地好友为我介绍当地社区发展。在一块荒地前,朋友说由于该地曾被用作化工厂厂房,当地政府花了40年时间仍未完成土壤和水体污染的清理,因此即便地价很贵也不得不闲置荒废。
面子易学、里子难补;经济发展可以很快,但社会发达则需要耐心。吹嘘高楼大厦硬实力,忽略生活品质软实力,这不是发达国家心态。
再次,为未来付出。在人口仅有12万人的德国小城博特罗普,我拜访了刚成立不久的大学HRW,这是这座城市的第二所大学,共有70多名教授。市长蒂施乐说:“我们需要为城市的未来投资。”这让我联想起我的故乡,全国百强县排名第一的江阴,拥有36家上市公司、160万人口,却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
在博特罗普,我还拜访了一所名为“未来之屋”的公寓改造项目,改造的目的是令建筑更加环保节能,但改造成本通过租金回收却至少需15年。面对如此不经济的方案,投资者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未来。
在油价便宜的美国,美国人民仅仅为了一个环保理念,自2000年以来购买了160万辆比同等汽油车贵一倍的丰田混合动力车普锐斯。在德国,为了支持绿色电力发展,德国人民在过去十年忍受了电价翻番。
所有这些看似没有经济理性的行为,实则都是为未来付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只斤斤计较眼前经济利益,只愿意为廉价的服务和商品买单,不意为未来做长远规划和投资,则这个国家很难从“跟随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升级成“引领发展”的发达国家。
结束在德国的访问后,我颇为感叹,落后的高铁网络、陈旧的基础设施、低矮的建筑,德国似乎没有大多数中国人以为的那么“发达”。“什么叫发达?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专家海宁·埃勒曼如此反问。发达的建筑、发达的铁路、发达的技术……“这些都只是实现目标的工具,而非值得追求的目标本身”。
谁知道兔毛的价格走势?
今年,国内长毛兔、獭兔饲养量比去年有较大幅度减少,预计全年兔毛产量在600吨左右,獭兔皮产量也较去年减产20%-30%。但是,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显示:兔毛、獭兔皮的价格并没有出现强势反弹,反 而有所下降。
有人习惯从生产角度分析,认为产量少了,价格自然就上去了。笔者认为,应当针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特点及兔产品的特殊性去分析影响今年兔产品(不包括兔肉)市场走势的因素。
宏观经济大环境
放眼全球经济,“美元堕入深谷,油价窜上高空”,世界经济减速,消费需求萎缩,甚至连发达国家的老百姓都开始节衣缩食。而“节衣”很可能成为消费者的首选目标,这就给纺织服装业带来很大威胁。目前,兔毛制品及獭兔裘皮制品仍然以外销为主,由于外销需求不旺,导致出口订单减少。笔者从皮革企业相对比较集中的浙江桐乡、海宁一带了解到,由于出口订单减少,不少企业不敢贸然购进原料,从4月下旬开始,鞣制好的獭兔皮出现了滞销迹象,而从5月中旬以后,当地獭兔生板皮价格也从三四月份的每张37-40元下降到32-35元(当然这其中也有季节性的因素)。从国内宏观经济层面分析,为了抑制CPI过快上涨,国家不会对从紧的货币政策有所松动。而皮革企业恰巧是资金占用大、周转时间长的行业,银根紧缩更使相关企业如履薄冰。
产品结构调整
兔毛的消耗与毛纺织品的内在结构有很大关联。1997年,兔毛窜到每公斤180元的高价时,当时长三角地区的一些毛纺织企业年消耗兔毛超过500吨(指一个厂家),生产的大部分是高比例毛纱,即兔毛含量达50%-60%。而今年,混毛纱比例有所调整,兔毛含量仅为5%左右,也就是说生产20吨毛纱,只需要一吨兔毛。这就极大地制约了兔毛的用量。据浙江一家兔毛经营企业反映,现在客户购买兔产品只要一两吨,很少有10吨、20吨的大单子。所以,兔毛企业在兔毛价格已经跌到成本价的时候,仍然不敢大量购进。在裘皮产品上,由于今年水貂皮价格下跌了50%,一些厂商为了提升服装的档次,多采用貂皮;而低档的产品,均采用家兔皮拔针毛的方法取而代之,相应减少了獭兔皮的用量。
相关政策变动
从去年7月1日开始,纺织品、裘皮制品出口退税大幅度下调,纺织品从13%调至11%,裘皮退税下调至5%,这给以外销为主的毛纺企业和皮革企业带来沉重压力。而日益坚挺的人民币也让出口企业压力加大。据测算,出口一吨兔毛,目前汇率与2005年8月前的汇率相比,减收人民币2万元。如果年内人民币持续升值,无论是出口原料、半成品还是制成品,汇兑风险会进一步加大,从而强有力制约原料价格的攀升。
另外,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作为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业,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企业必须要考虑这些综合因素,从而对原料进价适当控制。
笔者认为,兔产品市场价格的走势既取决于产量的多寡,更取决于消费需求的旺盛与萎缩,而需求则是起决定作用的。让广大的生产者更多地关注市场需求,让更多的经营者加入到终端市场的营销当中去,才能促进兔产业的良性循环。
小学六年级辩论会:科技发展是利大还是弊大
人类跨入21世纪,世界发生了多少惊人的变化。在人们为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欣喜之余,又经历了更好的不安甚至灾难。除了对高科技特别是生物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恐慌之外,战争和疾病似乎直接将人类带到了地狱之门。
2003年SARS的流行,包括对SARS的所有猜测,都直接和人们日益关注的全球问题相关联:生物安全。生物安全是对生物危害的检测、评价、监测、防范和治理的科学技术体系,是研究各种生物因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应用已有的理论知识,技术、工程设计和设备等,防止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实验室和环境受到具有潜在传染性的物质和生物毒害物质的危害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生物安全问题至少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传染病的巨大危害
传染病包括人、动物、植物传染病,尤其是人类传染病是最重要的生物安全问题,传染病仍是全球死亡病因的首位,在我国,传染病仍然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SARS的流行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另外肝炎、结核、流感等传染病每年仍在全国部分地区、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流行或暴发
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的潜在威胁
20世纪整个国际社会为禁止生物武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进入21世纪,生物武器的潜在威胁却已大大增加,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仍在继续研制和发展生物武器,另外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增加了生物武器的潜在威胁,以美国“炭疽事件”为标志的生物恐怖对国际安全已经构成了现实威胁。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是首位分离出冠状病毒,并发现冠状病毒变种是SARS病原的学者。SARS病毒属于RNA病毒,这种病毒的特性就是很容易与其他病毒基因进行重组,进而变成为新病毒。而且许多实验结果也显示,以这改变方式产生的新病毒,毒性会比亲代病毒更强。许多动物身上都可以找到冠状病毒,而这种病毒又很容易出现变种,极具危险性。因此,袁国勇认为SARS病毒很有潜质,成为除了天花以外制作生化武器的病原。
生物技术的负面作用
生物技术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人们在开发利用生物技术时,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安全问题。正如目前广受关注的各类转基因活生物体环境释放后对生物多样性所构成的危害。此外,基因工程药物、疫苗,转基因食品,基因治疗等都可能存在类似问题。生物技术的误用以及生物技术的非道德应用也可能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体细胞克隆人的研究使是突出一例。
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
从生物安全的角度来讲,外来物种的入侵、生物资源的流失有可能给国家利益造成巨大损害。转基因生物体环境释放对生物多样性带来很大威胁。
微生物学实验室的安全隐患
较其他理化实验室或其他各类实验室而言,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是一个特殊的实验室,在其中工作的每一个人以及与其接触的周围环境,都存在很高的患有感染性疾病或影响身体健康的危险。微生物实验室管理上的疏漏和意外事故不仅可以导致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感染,也可造成环境污染和大面积人群感染。国内外实验室意外感染的事故并不少见,严重者不得不宰杀成千上万只实验动物,甚至导致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
目前随着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生物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安全与和平的大命题。近年来,特别是美国“炭疽感染事件”后,生物安全问题备受国内外关注,生物安全术语也经常见诸于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文件,见诸于各类媒体。SARS的全球流行无疑会使全世界各国更加关注生物安全问题,并将其作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塑料的用量
与日俱增。1996年,我国的塑料包装用量达243万吨,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20%,特别是城市、主要交通沿线、旅游景点的垃圾中塑料废弃物迅速增加。
据调查,北京的生活垃圾年产量已达300万吨,其中废塑料约占3%,年增
长率达48%。沿海地区城市的垃圾中塑料成分更高,达8-10%。这些废
塑料在垃圾中占的比例若以体积计算,已达三分之一以上,而且大大增加了
垃圾处理的难度和费用。
由于废塑料几百年都难以降解,若丢弃在自然环境中,会给蚊子、苍蝇和
细菌提供生存繁育的温床;若埋藏在地下,则容易污染地下水,妨碍植物根
系生长,破坏土壤品质,影响作物收成;若用火焚烧处理,将产生多种有毒气
体。“白色污染”已成为当前危害我国社会环境的一大公害,严重阻碍了我国
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一次性餐具的年消费量约100亿只,主要为发泡塑料制品,要禁
止生产和销售使用这些量大面广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就要开发生产其替代
用品,绿色一次性餐具由此应运而生。有关专家认为,绿色一次性餐具的开发
与生产正在成为我国新兴的环保产业。
12月中旬,科技部会同国家经贸委、环保总局、铁道部联合召开了绿色一
次性餐具技术开发交流会,会上,记者采访了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负责人
王志学以及几家生产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王志学说:目前我国开发生产的绿色一次性餐具按原料种类,可分为纸
浆类、稻壳类、秸秆类和淀粉类。我国现有上百家企业生产纸制一次性餐具,
年生产能力约为30亿只。
纸餐具的原料生产过程中污染严重,成本较高,且本身强度及防水抗湿
性较差,因此,它的推广应用有较大的局限性,人们就自然把眼光投向了别
处,向科技要效益。如以稻壳为原料生产稻壳类餐具,我国现在有十几家这种
类型的企业,年生产能力约1.5亿只;秸秆类餐具以农作物的秸秆为主要
原料,我国目前也有十几个厂家,年生产能力达7500万只;淀粉类餐具以薯类
淀粉为主要原料,它的降解性好,回收后可做饲料。总而言之,国家对绿色一
次性餐具的研究与开发很重视,通过科技攻关、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科技发
展计划给予大力支持,不少企业的绿色一次性餐具的生产技术已比较成熟,具
备了产业化的基础。
武汉远东绿世界集团公司就是以淀粉为原料,进行绿色一次性餐具科技攻
关和开发,经济效益初具端倪的公司。该公司总裁苏笑海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他原来在湖北轻工学院学的是工艺美术,年进武汉大学读的是哲学硕士
学位,后在德国学习和工作,欧洲的环境保护对他触动很大,就萌生了回国搞
环保产业的念头。苏笑海告诉记者:我学过工艺美术,是位唯美主义者,我今
天投身绿色餐具这样的环保事业,就是发端于我对美的最初认识;而美学的延
伸,说到底也是一种哲学。
在1992年至1996年间,远东绿世界公司开发的再生纸板一次性餐具和苇浆
模塑成型餐饮具由于科技含量较低等原因,生产规模一直未能扩大。1996年公
司派员考察了欧洲市场生物降解包装用品的技术情况,认为开发植物淀粉生产
全降解一次性餐具用品可能是消除“白色污染”的一种途径。1997年,由一批食
品、化学、机械专家组成,公司重点投资开发了全降解一次性餐饮用品,该项目
列入1997年度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他们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结合国内纸餐具的生产工艺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利
用国内资源丰富的红薯、玉米等淀粉为主要原料,代替了国外单一的价格较高的
土豆淀粉;在红薯淀粉原料中增加了20%的天然纤维,使餐饮具增加了明显的强
度,再运用食品膨化的加工技术使产品具有重量轻和柔软性;增加强度表面喷涂
处理及整形的设备,使生产出的餐饮用品具有防水、防油、耐热的功能等。苏笑
海做了个生动的比喻:就好比是建筑材料中的钢筋水泥,红薯淀粉是那水泥,而
切碎搅拌进去的各种干草和植物的根茎就是那钢筋,这样才能使餐具的强度明显
增强。
远东绿世界生产的以淀粉为原料的餐具产品,委托德国SGS机构参照国际食品
包装标准进行测试,盛装在摄氏100度的热水及热油二小时以上完全不变形,保
温性能优异。由于淀粉及添加剂均为天然植物原料,产品降解性能优异,经国家环
境测试中心测试表明,10天左右可降解90%以上,一个月内可以完全降解。
据介绍,由于该项目采用的是植物淀粉和植物纤维,成本较低,每一个有盖饭
盒成本为0.12元左右,无盖饭盒及碗、盘成本为0.07元左右,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目前,远东绿世界公司拟投资1.6亿元,兴建年产50亿双一次性筷子、35亿只各类
碗、盘、盒等产品的大型全降解绿色一次性餐具生产基地,项目达产后,每年可以
新增产值6.25亿元,新增利税约1.3亿元。基地的土建工程已于今年3月份动工,
已建成标准厂房2万平方米,如果后续资金能得到保证,预计1999年底即可达产.
苏笑海说:我们的科技优势是明显的,今后能创造的社会效益也是明显的:用淀粉
制作的一次性卫生筷子,其功能指标完全可以代替一次性木筷,仅此一项,每年即
可为国家节约木材资源近50万立方米;集团如果能达产,每年预计要使用20万吨
以上的红薯,加工成淀粉原料10万余吨,还可以使贫困地区10多万人口脱贫,促
进老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汕头绿恒实业有限公司从前几年开始,对稻壳制绿色一次性餐具进行开发,目
前也初步具备了工业化规模生产的能力,公司生产的稻壳制的一次性包装容器,特
别是提供超级市场使用的食品包装器皿等产品,已经开始试销日本、台湾、美国等
地。
绿恒公司生产的绿色一次性餐具,是将稻壳粉碎过筛,然后与几种可食性的有
机高分子粘接剂加水混合,再经冲压成型、烘干、喷涂等工艺,生产出不同形状的
盘、碗等器皿。
绿恒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纪晓鹏说:一次性餐具以稻壳为原料,不但在我国资
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它使用后可迅速在土壤里降解,可谓一举两得。
绿恒公司目前已有一条生产线在运营,其投资约为980万元,生产能力为40万
个餐具/天,目前达20万个餐具/天。年产值约为3600万元,预计投资回收期约
一年半,投资利润约在30%左右,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已通过了广东省科委组织的
技术鉴定和食品卫生部门的检验。据介绍,该公司为了更好地将产品推向市场,规
模经营,拟在近期内成立集团性公司,并且要投入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以期使生产
线的自动化程度更高。
据科技部主持召开的绿色餐具技术开发交流会介绍,1998年7月18日,温家
宝副总理在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出要在一年内解决长江、太湖、
铁路沿线的“白色污染”,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加强管理,
禁止乱扔垃圾;二是停止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三是尽快研制和批量生产替代
品。11月14日,李岚清副总理在第12次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也
提出发泡塑料餐具替代品的推广应用问题。看来,绿色一次性餐具已引起了中央领
导同志以及科技、环保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它作为一个新兴的环保产业,可谓
生而恰逢其时,现在,既需要我们能够攀登科学高峰的科技人员继续从事攻关和开
发,需要我们懂经营、善管理的企业家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和市场开拓,也需要我
们有远见卓识的金融家、风险投资家慧眼识珠,给予绿色一次性餐具的产业化以足
够的资金投入。
我国从事绿色一次性餐具开发和产业化的企业大多目前生产规模较小,抗御风
浪的能力较弱,而且其中不少是民营企业,需要政府部门给予足够的产业政策上的
支持和引导,有个较好的开局,使这个新兴的绿色环保产业能得以健康、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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