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布韦最高油价是多少_津巴布韦最高油价

1.“对于有固定汇率的国家，如果只有停止做最大的努力以防止更正，

2.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能够一定程度上幸免此次金融危机？

3.伊拉克经济状况如何?

4.66年属马一生有几次大灾，1966属马2022 最危险的一个月

5.哪个国家的钱最可能贬值

“对于有固定汇率的国家，如果只有停止做最大的努力以防止更正，

哈佛大学教授Keneth Rogoff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了题为“汇率体制与国际资本市场整合：中国的表现及含义”的演讲。演讲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他指出，现在对Rogoff教授演讲是很好时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汇率制度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不久前中国宣布人民币升值2%，并开始由钉住美元转为钉住一篮子主要货币，同时允许汇率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即实行所谓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Rogoff教授讲演将对理解我国汇率制度问题具有借鉴作用。

Rogoff教授首先对最新的汇率方面的研究文献做了综述，从这些文献中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融体制尚未发展、与国际资本市场没有很好整合的国家，用固定汇率会运行良好并具有可持续性。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它们增长率高而通胀率低，“真正”浮动汇率制更为适用。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比较适用中间的浮动汇率制。

从历史上看，十多年前国际上很多国家是固定汇率制，同样有很多使用了浮动汇率制，但所谓中间浮动汇率制度非常之少。在15年左右，约三分之二的国家是固定汇率制，而现在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使用了中间汇率制度。并且这个趋势会不断持续，到2020年可能会继续上升。Rogoff教授强调，在划分国家汇率制度分类时，不是听宣称他们使用了某种汇率政策，而是要看他们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很多宣称浮动汇率的国家实际上是固定汇率制，同样有很多宣称固定汇率制实际是浮动汇率制的，这样的国家很多是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双重汇率。

Rogoff教授接着讨论未来汇率制度会如何变化。对于“2050年世界汇率体系应该如何”？在中国影响较大的罗伯特·蒙代尔教授观点是，未来只有一种世界货币。Rogoff教授的观点则与此不同，他认为在未来50年后，世界货币系统应该由至少三种到四种主要货币组成，比如人民币、美元、欧元，再加上一个主要石油输出国或是商品输出国的“与大宗商品相联系的”货币。当然对于货币而言，还会存在很多问题。

另议一个问题是，现今中国应该做什么？Rogoff教授指出，现在中国将汇率制度变得更加弹性化这一举措既是必需的、也是合适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以及贸易的扩张，固定汇率制已不再是中国可行的汇率制度，特别是如果中国想要对自己的货币政策保持一定的自主性。取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会迫使中国跟从美国的货币政策。保持固定汇率制也非常困难。当然中国有能力永远保持固定汇率制，但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既然中国明确应该改革汇率制度，但应如何考虑时机选择问题？Rogoff教授认为，早调整比晚调整要好，否则国家会因此遭受损害。也有意见认为，中国不会受损，原因是中国有约7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Rogoff教授以90年代的欧洲经验为例说明外汇储备并不能使国家免受伤害。由于不愿放弃固定汇率制，瑞典损失了100亿美金的储备，整个银行系统也在短短一个月内崩塌，花费了近7年的时间才得以重建。另外，中国7000亿的外汇储备相比于全球每天20000亿美金的交易市场规模而言微乎其微。外汇储备并不是不能起作用、但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麦金农、蒙代尔教授都曾指出，中国不应放弃原先的固定汇率政策。从蒙代尔80、90年代的著作看来，维持固定汇率制的一个中心论据在于，没有一个不会通货膨胀。这也几乎是蒙代尔教授唯一重要的论据。但现在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一点：稳定的浮动汇率制会比原来的固定汇率制好。货币政策上的改进，例如独立的央行、设定通胀目标，都使国家在没有汇率工具的条件下仍可以控制通货膨胀。而且现今国际社会的通胀问题已经远远没有过去那么严重。1992年，全球有超过40个国家的通胀率达40%，其中津巴布韦是20000%，刚果人民共和国是10000%。现在，津巴布韦的问题依然严峻，但其他的国家都已控制住了通胀程度。刚果人民共和国现在的通胀率也只有个位数而已。因此Rogoff教授认为中国不会因为放弃固定汇率制而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即使遇到问题，也可以加以控制。这需要中国对自身的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同时加强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和管理。

反对放弃固定汇率制的第二个理由在于金融危机。西方学术界很多文章认为，如果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制，则会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Rogoff教授认为出现金融危机多半是由于国家是被迫放弃原先的汇率制度。更重要的是，发生金融危机一般是由于货币价值的大幅降低而非升高。以墨西哥为例，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原因在于墨西哥将比索对美元的汇率降低30%而造成汇率危机。比索实际价值下降了一半多，一夜之间墨西哥全国GDP的30%也由于比索贬值而消失殆尽。损失严重的还有墨西哥的很多银行，他们多为借入美元、贷出本国货币。同样的情况还曾出现在韩国和印尼。但中国目前情况是存在汇率升值压力。当然会有银行和企业在此次汇率变动中受损，但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体变得更加富有了。因此不会出现大规模全球性的宏观经济危机、或者说出现危机的可能性极小。

蒙代尔教授等人认为，如果中国人民币升值，则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达到10%、而会和日本一样降为0。1985年日本曾与美国在欧洲订下广场协议，约定日本汇率升值。到了90年代，日本经济一蹶不振。Rogoff教授不赞同此种观点。他认为，日本经济问题不是在汇率政策调整之后就出现的，导致经济萎靡的主要原因并不能确定为日元的升值，最主要原因是日本宏观政策严重失误。

汇率制度弹性化和汇率升值是两码事。现在对于人民币的压力是升值，但可能今后的某一天压力会是使人民币贬值。近期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仅来自于贸易顺差，也来自于资本的净流入。而资本的控制是不平衡的，通常是流入容易流出难。如果资本控制力平衡，那么现在人民币的压力则可能贬值。

接着Rogoff教授列举了人民币被低估的论据。首先，从货币的购买力看，举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为例，在各国此产品的销售价格各不相同，中国价格最低，仅合1.27美元。再者，从中国的贸易增长来看，中国经济是一个典型的自由化后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以中国、日本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为例做比较。中国以19年为基点，日本以1955年为基点，而新兴工业化国家以1966年为基点，作图比较发现，中国与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趋势完全相同，贸易规模逐年上升，并且这个趋势还会继续维持。

但从真实汇率(经过用通货膨胀率调整的汇率)来看，中国情况则并不典型。19年后中国真实汇率发展趋势与自由化后日本背道而驰。日本保持上升趋势，而中国则不断下降。通常来说，从整个世界来看，一个国家富有的程度与其国内的价格水平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即越富有的国家东西越贵。因此，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变得富有后，真实汇率水平是应该上升的。这就是Belassa Samuelson效应：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会经历货币的升值，原因在于较高的生产率发展水平会带动工资的提升。而在中国，Belassa Samuelson效应并没有出现，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后备队伍。中国经济正在全球化、但是生产率高的地区可以不断地从尚未全球化的较为落后地区吸入劳动力，这一过程阻止了劳动力价格上升，从而阻碍了整个价格水平上升。

正是由于人民币被低估，中国2004年贸易顺差官方数据为1000多亿美元，但实际上应该是这个数字可能要在增加25%到50%。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7000亿美元，很有可能在2006年达到日本储备规模。

人民币升值压力来源于何处？庞大的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和贸易赤字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也是其他很多国家对美元汇率升值的最大压力。美联储提高短期利率会推动美元短期内升值，但这只是暂时性效应，美元总体面临的压力是贬值。美国用掉了全球储蓄量的3/4，而世界上很多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却必须为最富有国家的挥霍行为买单，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美国的赤字在全球占很大的部分。2004年美国总的经常账户顺差为8880亿美金，当今国际上顺差最大的国家是日本和德国，比中国还要高出很多。而美国2004年的赤字已经达到6660亿美金，几乎吸收了经常账户总额的3/4，这也是美国广借外债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在美国贸易不平衡中，中国只占较小一部分。

Rogoff教授现场展示了一幅曲线图，表现的是各国在国外拥有资本规模占国内GDP比例。可以发现，红色虚线代表的日本是这一比例最高的国家；瑞典和挪威仅随其次。新兴的亚洲国家近期发展很快，他们以及中东国家现在这一比例都在逐渐升高。欧洲国家和美国这一比例都为负数，即所负外债超过拥有的国外资产。且美国这一比例很高，并逐年增长。这也是美元长期贬值趋势的原因。

Rogoff教授肯定中国汇率的弹性化有助于改变世界贸易不均衡的状况，但这一作用很小。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人民币与美元间存在较大的关联。Rogoff教授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把世界贸易分成供给和需求两部分，以需求部分为标准来使世界贸易获得均衡，那么需要整个亚洲地区货币全部升值18%。而即使亚洲货币升值20%，但如果不配合相应的政策调整，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仍然不能得到很好地缓解。

改变国际贸易不均衡的现状最需要美国的调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很低，基本上为零；公共储蓄则为负数。另外，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起到作用。例如欧洲可以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增加储蓄、降低赤字；欧佩克国家虽然可以通过油价的上升可到更多的盈余，但从过去的经验而言，他们面临着政策和价格水平的调整；拉丁美洲也不可能长期维持赤字运转的状况。

最后Rogoff教授讨论了“汇率制度与资本市场整合紧密相关”这一问题。他展示了资本市场开放与不同经济体发展关系的图形，其中列举了1980到2000年间发展最快国家和最慢国家，分别列出他们的人均GDP变化以及资本市场是否开放的情况，最快的置于左边，最慢的置于右边。左边的国家包括中国、韩国、泰国、印度等，右边的则包括海地、尼日尔、尼加拉瓜、多哥等。总体来说，发展最快的国家大多资本市场开放，发展慢的国家则反之。Rogoff教授强调，资本市场是否开放，仍然要看国家怎么做、而不是怎么说。例如中国，虽然说资本市场不放开，但实际上仍然有与国际资本市场整合的部分，印度也是如此。可以得出结论：发达国家大多资本市场开放；发展中国家也在逐步地将资本市场放开。老一辈的宏观经济学家多是持这一观点：资本控制是不好的政策，但从最近的宏观经济学著作来看，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Rogoff教授认为，如果从长期的国家发展证据出发，传统观点仍然站得住脚。

从资本开放角度看，中国在某种程度包含两个部分，较发达的东部和内地尚未很好发展的地区。较发达的地区，类似于土耳其、韩国等，属于新兴市场。而其他内地地区尚不属于新兴市场，很多方面与中国的东部地区完全不同，但所有地区使用同一种货币。因此，更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发达地区而言非常适用，但对其他地区并非如此，这是个困难的问题。弹性汇率制度如果运用于贫穷地区，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但总体而言这个问题在中国不会很严重。

最后Rogoff教授对其演讲的内容做了简短的总结。汇率制度非常重要，并且汇率制度是与资本控制紧密相连的，必须结合在一起考虑。另外，没有一种汇率制度使可以放之天下而皆准的。但有一条基本规律是，国家变得越富有，汇率制度就应该越弹性化，同时资本市场也应该越开放，以增加与国际资本市场整合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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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unyusoen87563015752016-12-23 10:51:25

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能够一定程度上幸免此次金融危机？

孙立坚:走为上计--中国应对次贷危机的明智策略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美国次贷危机彻底震碎了华尔街神话，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两家投资银先后倒下，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国国际集团（AIG）等房地产和保险巨头则需美国国会大手笔斥资拯救，在美国经济被金融危机搞到奄奄一息的时刻，世界目光纷纷转向经济仍然茁壮增长的中国：金融危机会把中国拖下水吗？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学者：刺激内需是关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近期发表的两篇评论中强调，中国有条件争取到“独善其身”，“我们无须重复令全世界都羡慕的老生常谈——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大算盘不难打：只要国内需求有较大的扩展，这些年来为外需服务的庞大制造业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转向对内，中国经济不但可能持续高速增长，而且也许对全球经济‘过冬’也不无小补。”

周其仁认为，到了最后，困难只有一个：究竟怎样才能把中国的内需潜力释放出来?

他说，中国目前所谓内需不足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不仅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这个比例实在太低。”

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访问时也提出同样的论点，他说，多年来，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刺激消费的政策一直难以真正奏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占有的收入比重过高。

中国的税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年预算收入可能达到6万亿人民币(人民币1元约兑0.2新元），占GDP的21％，是20世纪90年代最低水平的两倍。国有企业利润也可能达到GDP的6％，还有大量预算外收入。总体而言，中国“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财富，或者是国民生产净值（GDP减去资本贬值）的40％。

谢国忠说：“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明显地转向这边。降低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

让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更高比例、让他们掌控更多财富就能刺激内需？中国网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热烈，据记者的观察，越来越多中国人拥有过去的“日本人思维”，给他们更多钱，他们会储蓄大部分，对内需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前景不明朗、对前途没有信心，大家都有未雨绸缪的心理。

一名网民在滕讯网论坛中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障一个公民的未来（教育、医疗、养老、就业），那这个国家不可能有内需，因为钱都要储蓄起来，预防这些问题。中国的内需?你能先分析一下中国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么?”

周其仁在其评论中强调，通货膨胀和景气收缩固然受全球趋势的影响，但并不意味每个国家只能被动跟随、无所作为。

他说：“以通胀为例，全球通胀抬头是事实，国际高油价高粮价的冲击也是事实，但在同样的全球环境里，各国通胀率从津巴布韦的百分之几百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大有差别。这说明各个国家还是可以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在全球趋势的影响下有所作为、趋利避害的。”

另一方面，周其仁也认为，中国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庞大，面对国际市场升级空间广阔，转向为内需服务同样潜力巨大。此外，中国服务业还在初级阶段，国人收入增加，时间成本增加，对“方便”的需求方兴未艾，这些都是服务业的机会。

他还说：“中国在能源方面也有潜力。油价高，最不应该被吓倒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能源消费中的70%是煤。中国还有粮食生产的潜力与机会。中国还有很多土地没有经营好，原因之一就是粮价不够高。将国际上的高粮价适当传导给中国农民，增产潜力不会小。”

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

《21世纪经济报道》上星期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仍存在相当程度的金融管制，是否能因此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之中独善其身？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接受该报访问时说：“灾难的传导不会只通过金融层面，我们不能认为人民币不国际化、资本市场没有开放，中国就可以避过这场危机的影响。危机可以从贸易层面传导进来。我们这些年的高增长很大程度是靠外贸和外需，外需增长快，带动了一大批外向型产业的投资增长。”

中国金融协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日前在“新浪”举办的一个论坛上则说：“前一段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好，金融的国际参与度还不够高，所以从目前时点来看影响还不算大，但不可大意。”

唐双宁说：“现在经济已经全球化，金融已经没有国界，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为一体。”他特别表示对于经济危机的思考以及防范措施应该提前着手进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已经出台了《国家金融突发应急预案》，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各部委应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提高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但这些只是通过协调机制同其他经济部门进行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培训学院院长王自力说：“事实上，要真正达到管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经济主导权的目的，可能还需要改变金融分业监管的局面。统一把预防、阻击热钱进入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对频繁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热钱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高效能的预警机制，密切监控热钱流入，规范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管理，重点查处违法违规资金流入，并加强国际合作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可能带来的冲击。”

王自力也说：“当前，中国不仅要关注证券市场和楼价下跌对宏观经济面的影响，而且需要关注不断变幻的国际经济环境，及时进行调整。只要应对正确，国内市场就不会大乱，更不会真实衰退。”

谢国忠则认为，经济发展不能单靠股市、楼市支撑，中国接下来的路一定是要提高经济效率，改革是唯一出路。

谢国忠预测，美国经济见底并恢复估计要四五年。中国不能希望靠美国经济复苏把自己拉上来，而必须要另外杀出一条血路来，而“杀出血路”的利器，就是提升中国经济效率。他认为，“改革是唯一出路”。

他表示，从短期来看，两方面的政策很重要。从稳定需求来看，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考虑到出口企业和地产开发商的资产流动性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越来越明显，一些财政刺激措施可以做“软着陆”的保障，例如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网修建等，来缓冲下行风险，对经济长期发展也有好处。同时，要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解决他们的偿债能力问题。

“接下来（中长期）就应该找到经济低效率的地方并加以改变。（中国）在财政收支、金融资本政策控制、价格体系控制中存在着相当多低效率的地方。提高效率，中国经济就可以上一个新台阶。”

扩大内需先刺激内需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所造成的最直接影响，其实就体现于大批中小企业的相继倒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中国的宏观调控措施令中小企业承受很大的压力，包括推高其融资成本，使它们纷纷转向地下钱庄借钱，从而负债累累。另外，原材料价格的飙升也让它们雪上加霜。

不过，次贷危机使美国人束紧腰带，大大削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这才是对中国中小企业所造成的“最关键的影响”。“不少中小企业都属于出口型，美国是重要的出口市场，东西（产品）卖不到美国去了，就面对不得不转型的问题。”

以出口为导向经济模式行不通了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有6万7000家中小企业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雇，说明了过去压低产品价格、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加上美国可能在增加出口量以调整贸易赤字的前提下，要求中国开放其市场，中国企业不但得扩大内需，还要提高竞争能力。提高技术、品牌管理力度和转入服务业，也就成为中小企业继续生存的先决条件。

然而，广大的中国民众重储蓄，或宁可放手一搏，投资股票以“钱生钱”。在这样的背景下，刺激内需、带动人们消费谈何容易？

对此，孙立坚说，首先必须认清人们不愿消费的原因。“老百姓后顾之忧太多，不管是住房、医疗、孩子教育还是养老，未来要用到钱的机会太多了，就把钱储蓄起来或进行投资。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此外，要刺激内需还得确保产品质量，否则中国人都不买“中国制造”，“钱还是流入其他国家”。孙立坚强调：“要两手抓，既确保企业能把东西卖出去，也要使老百姓愿意买。”

开展离岸业务 以降低投资美市场风险

孙立坚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对其外汇资产管理也带来挑战。他解释，中国自18年开放以来，出口势头猛，累积了大量外汇储备，现在因美元贬值而蒙受损失。

“我们把产品价格压低，出口到美国去，赚了美元又让美国人去管理，可是他们却管得很糟。那么，我们是否能自己管理美元呢？”

孙立坚指出，中国拥有近1万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加上不少其他亚洲国家也有美元储备，预计全世界的美元有三分之二在亚洲国家手里。“大家都在问：美元可以投资到哪里去呢？是否能把美元拿到亚洲进行管理呢？”

他因此建议开展离岸业务，使中国投资机构能投资在发美元债券、有潜能的亚洲企业，以降低直接到美国市场投资的“政治风险”。

事实上，由于诸如中投公司等中国投资机构仍是国有企业，走出去时经常受到投资国怀疑，并面对较高的壁垒阻挡，以致如孙立坚所说的“无法彻底实现海外投资的战略和预期目标”。

他因此希望美国能在中国注资方面“解放思路”，不要对中国国有企业有戒心，以致经济举措蒙上浓浓的政治色彩。

由于中国的执政体系和政治制度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经济危机虽然可以影响到中国的股市,但是,动摇不了中国经济根基~~

伊拉克经济状况如何?

现在的伊拉克处于经济与民生逐步发展的阶段。

战后伊拉克在经济上进行了制度改革，建立了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在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是，伊拉克的经济增长涨涨跌跌，并不为稳定，这或许是伊拉克自战争以来的不安定所致。

伊拉克人口增长也能说明经济在增长。在战前，伊拉克人口有两千四百多万，如今已增长到三千八百多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伊拉克经济的确在发展。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伊拉克的石油丰富，并进行了经济改革。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伊拉克经济在战后十几年虽然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伊拉克的经济发展主要来源于石油,是典型的型国家，经济发展极易受到油价涨跌影响。经济结构的单一，使得伊拉克经济并不会一直趋于稳定，就例如2014 年国家油价大跌的时候，伊拉克的GDP和出口额呈快速下降的趋势。

总的来说，伊拉克人民都期盼能够走出战争的阴霾，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并发展的越来越好。

伊拉克的地理位置：

伊拉克，全称伊拉克共和国，位于亚洲西南部、阿拉伯半岛东北部，与伊朗、土耳其、叙利亚、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国接壤，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贯全境，东南濒波斯湾，海岸线长60公里。

国土面积43.83万平方公里，略小于瑞典、乌兹别克斯坦，略大于巴拉圭、津巴布韦。国土面积排名世界第58位，是一个中型国家。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中部，历史上曾为阿拉伯帝国的都城，是西亚、中东地区经济、贸易、文化、交通中心，持续了数百年的辉煌，现为伊拉克最大城市和全国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66年属马一生有几次大灾，1966属马2022 最危险的一个月

66年属马一生有几次大灾

通货膨胀是指造成物价上涨的一国货币贬值现象。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通货膨胀比如会造成一定的物价上涨，然而通货膨胀又并不等同于一般的物价上涨：一般物价上涨是指某个、某些商品因为供求失衡造成物价暂时、局部、可逆的上涨，因此物价上涨期间不会造成货币的贬值；通货膨胀则是指能造成一国货币贬值的该国国内主要商品的物价持续、普遍、不可逆的上涨。

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一国流通中的货币量大于本国有效经济总量，因此导致该国货币一直在贬值、物价一直在上涨。 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是在经济下行时期通过大量引发货币来抑制经济衰退从而导致的。其实通货膨胀是一直都存在的，只不过有恶性和良性之说。通货膨胀其实一直都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只不过通货膨胀分为恶性和良性两种。

通常在历史上被记载的通货膨胀都是恶性通货膨胀。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人们对好事和坏事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碰到好事会觉得理所当然，碰到坏事就会觉得格外反常。良性通货膨胀一直存在于日常经济生活中，因此也就没什么值得花费笔墨记载的。只有那些曾给人们的生活造成过灾难的恶性通货膨胀才会被详细记载，因为人们希望从中总结出如何避免悲剧重演的经验教训。

20世纪先后出现了三次全球瞩目的通货膨胀。这三次通货膨胀所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几乎不相上下，同时这三次通货膨胀也都造成了颇为严峻的社会问题。20世纪之一次全球瞩目的通货膨胀发生在一战后的德国。一战令德国损失了10%左右的人口和将近1/7的土地（不含殖民地）以及半数的钢铁工业。对德国工业至关重要的萨尔煤矿区也被交由国际联盟代管15年（实际由法国占领）。

大量领土、人口、工业的损失令德国战后的经济复兴举步维艰，同时德国作为战败国还背负了沉重的赔款压力。根据1921年4月英、法、美、意等国协商的结果：德国需要向战胜国赔款1320亿金马克，分30年付清并支付利息。一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根本无力向协约国支付巨额赔款。万般无奈之下只得通过向德国银行出售债券来弥补开支和税收收入之间的差额。

然而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也为日后的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1922年德国多次请求延期支付赔款。法国方面不仅对德国延期支付赔款的请求予以拒绝，还联合比利时出兵占领了鲁尔区。魏玛号召鲁尔居民以“消极抵抗”的方式法国的占领政策。当时魏玛动用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黄金储备用于支援鲁尔区的停工斗争，然而这也使德国经济遭受重创。

马克的价值开始以一日千里的速度下滑，到了1923年4月以后德国基本放弃了对马克进行干预的任何想法。当时德国300多家造纸厂和20多家印刷厂每天24小时不停为银行提供所需的钞票。通胀最严重的时候早上的面包钱到了晚上连面包渣也买不起了。1923年的德国通货膨胀达到了顶峰：柏林一家面包店门口的牌子上清清楚楚写着“一个面包需要一万亿马克”。数字在这时已失去原本的意义。

德国人民再也不用烧柴取暖了，取而代之的是烧掉堆积成山的马克。德国儿童渐渐开始用钞票搭积木玩了，因为用纸币做出来的玩具远比用纸币去买玩具要便宜得多。在1921年一个面包在德国大概价值10到20马克，等到了1922年面包的价格就涨到了200马克，在1923年的下半年更是涨到了2000万马克。1923年初期的1马克可以兑换2美元，等到1923年底大概要6.5亿马克才能兑换1美元。

1923年12月金融天才沙赫特临危受命出任德意志银行总裁。沙赫特上任后立刻从两方面齐头并进：一边寻求外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一边进行货币改革。沙赫特意识到马克已失去信任，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接收马克，那么就只能重新发行货币。沙赫特拿国有土地和房屋抵押马克取代极度滥发的旧马克。意思就是新马克可以按一定比值换取土地或者房屋。这样逐渐就有人拿着黄金、美元去换取新马克。

德国央行就拿这些黄金、外汇作为抵押发行更多的新马克。当时旧马克兑换新马克的比例是多少呢？1万亿：1。这也就是说要拿1万亿旧马克才能兑换1马克。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德国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沙赫特在进行货币改革的同时又与美、英、法等国就一战赔款问题进行磋商。美国认为要想从德国获得战争赔款首先必须确保德国经济不至于，否则德国人自己都生活不下去还怎么向战胜国支付赔款？

1924年美国出台的《道威斯》试图用恢复德国经济的办法来保证德国偿付赔款。《道威斯》的主要内容是：由协约国监督改组德意志银行实行货币改革，同时由协约国方面为德国8亿金马克（折合1.9亿美元）以稳定币值。《道威斯》的执行对20年代后半期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道威斯》为美、英等国的私人资本流入德国和有效从协约国收回战债创造了条件。

实施后德国资金奇缺的问题得以解决，同时德国还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物质和技术帮助。从此一批又一批美元从美国流入德国，然后再以赔款的形式流入协约国，最后又以战债的形式流回美国，从而形成了一个循环。沙赫特借此东风用银行的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以一比三十亿的悬殊比率兑换旧马克。到1924年8月这个过程已基本完成。马克的汇率由此在国际市场上稳定下来。

折磨德国的漫长通货膨胀至此似乎结束了，然而这仅仅只是表面上的结束而已。德国为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把大量的国有土地和房屋被抵押出去了。这样当时的德国和德国依然是非常穷的，因为值钱的东西几乎都抵押出去了。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开始从美国纽约股市迅速向全球蔓延。德国经济走出通货膨胀的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美国，因此这场发端于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也导致德国损失惨重。

一方面德国的中小企业大量破产，从而造成了大面积的失业；另一方面美国资本集中的电力、钢铁、化工等几大行业中催生出了垄断寡头集团。这时德国人更大的愿望就是对内摆脱经济危机、改善生活状况；对外解除凡尔赛体系的束缚，从而提升德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领导的纳粹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力鼓吹种族主义——以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民生为号召吸引了人们的广泛 。

1928年领导的纳粹党在大选中还只有2.6%的支持率，然而到了1930年9月纳粹党以18.3%的支持率成为议会第二大党。1932年7月斩获37.2%选票和230个席位的纳粹党成为了议会之一大党。这一年成为了德国总理，一年后兴登堡总统的去世使成为了德国至高无上的元首。上台后所推动的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使德国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策源地。

中国尽管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然而纸币在宋代以后的中国是和金属货币并行的。明清时期市面上主要的货币仍是白银、铜钱等金属货币，甚至到了民国时期社会上流通的货币一度仍主要是银元大洋。1935年国民决定实行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开始发行纸币——法币。刚开始时发行了4.5亿元法币。刚开始法币是与美元挂钩的：1元法币大约等于0.25美元。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需要大量的军费投入。抗日战争早期阶段国民在前线屡战屡败，同时财政也渐渐无力支撑战争所需的开支了。国民解决财政问题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开始征收各种新项目的苛捐杂税，二是通过增加法币的发行量给自己印钱花。这样做实际上就是让国民手上的钱财贬值，从而在无形中把民众手中的钱掠夺到手中。

抗战期间国民发行的货币超过了市场需求的几百倍，结果重庆的战时物价涨到了战前的1700倍。这也就是说不到10年的时间里重庆的物价就涨了1000多倍。战前能买一辆车的钱到了这时只能买两个鸡蛋。等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法币发行总量有5000多亿，比1935年增长了约1000倍，比1937年增长了约400倍。1946年6月当局悍然发动内战。这时一元法币约等于0.0005美元。

中国人民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至少3500多万军民伤亡、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这还仅仅只是日军侵华造成的损失，这其中并不包括中国在抗日战争的军费开支。打了如此艰苦的一场战争以后百废待兴，然而当局不顾人民群众需要休养生息的客观需求悍然发动内战。刚打完抗战又接着打内战使得财政背负了沉重的压力。

当局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又再次使出了滥发货币这招。从1947年起当局每个月都要印上万亿的纸币：一千元、五千元、万元大钞相继出现在市面上。1947年10月以后全国的市面上均开始拒绝接受五百元以下的小钞。一些市民只能以一斤钞票换一斤菜的价格去跟农民们换蔬菜，可很快币值如脱缰野马一般的法币就贬值到连农民都不收的程度了。

1948年内战进入了转折阶段：领导的人民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连战连胜，而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后就更加需要补充军需。当局的印钱之举由此达到了最疯狂的状态：到了1948年8月19日上海的物价指数已相当于内战前的571万倍（通胀率高达571000000%）！1948年的钞票已到了一麻袋钞票买不到一斤大米的地步。当时人们上街买东西都是扛着一麻袋的钱。

《中国物价史》曾记载民国时期100元法币在不同时期可以买到的物品：1937年买两头牛，1939年买一头牛，1941年买一头猪，1943年买一只母鸡，1945年买一条鱼，1946年买一个蛋，1947年买三分之一根油条，1948年买4粒大米。法币的贬值对国民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国民尽管靠这种方式弥补了自己的财政负担，可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也使国民民心尽失。当然内部也不是没人意识到问题。

1948年8月19日召开的政治会议通过了由翁文灏、王云五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当晚即由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全国物价冻结在8月19日水平。随后国民开始发行新的货币——金圆券。当时1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然而国民又走上了老路：金圆券甚至比以前的法币印得还快。

法币改金圆券其实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说起来好像是换了一种新币，可的滥发行为有增无减。法币改金圆券无法从根子上解决所面临的通货膨胀问题。尽管蒋介石明令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外汇，也不得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蒋经国甚至专门前往上海进行经济管制，然而蒋经国在上海查办投机奸商时直接查到了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头上。

内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从来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行动在的干预下最终不了了之。无法突破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所以根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金圆券很快就像之前的法币一样贬值成了一堆废纸。到1949年下半年的时候500万金圆券约等于刚开始发行的1元金圆券。这时一石大米要4.4亿元、一个烧饼也要5000元金圆券。

到最终也没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发行人民币。如果说新中国的货币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实现了从乱到治，那么位于非洲南部的津巴布韦则经历了从治到乱的过程。津巴布韦这个和南非有些类似：津巴布韦在殖民者统治的时代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统治津巴布韦的白人殖民者还给当地取了一个欧洲化的名字“南罗得西亚”。

1964年南罗得西亚白人右翼势力组成以伊恩·史密斯为首的。1965年11月伊恩·史密斯在英、美等国支持下宣布“独立”。至此南罗得西亚和南非一样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然而这个独立后的依然操纵在白人殖民者手中。19年9月10日-12月15日南罗德西亚的白人与穆加贝领导的爱国者阵线在前宗主国英国的调停下在伦敦召开了兰开斯特大厦会议。

双方在这次会议上达成了《兰开斯特协定》：在未来十年内不得进行土地改革和土地分配，白人农场主的土地占有依然不变。1980年2月穆加贝领导的爱国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同年4月18日“南罗德西亚”这个由殖民者取的国名被废除，从此“津巴布韦”成为了这个的新名字。津巴布韦的历史以此为标志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穆加贝领导的黑人上台执政时津巴布韦是仅次于南非的非洲第二富裕的。

津巴布韦不仅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而且还通过对外出口粮食大量创汇。津巴布韦因此在饱受饥饿折磨的非洲大陆被誉为非洲“菜篮子”。津巴布韦建国初期穆加贝在处理种族关系时取了“和解与协调”的政策：他表示“决不反过来又推行种族主义”，“欢迎白人留下来，共同建设新”。穆加贝高举“反对部族主义”、“反对地方主义”的旗帜号召广大人民以利益为重反对分裂割据。

穆加贝遵守了与白人达成的十年之约：白人时期的总理史密斯在继续享受津巴布韦的退休金的同时还保留了自己的农场。之前因为担心黑人迫害而逃离津巴布韦的许多白人又回到了津巴布韦。英国公司继续在津巴布韦投资，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也不断为津巴布韦提供援助。穆加贝执政的前二十年津巴布韦在饱受饥饿、战乱困扰的非洲大陆犹如一处世外桃源。

当其他非洲连饭都吃不饱时津巴布韦却有富裕的粮食对外出口；当其他非洲还在打内战时津巴布韦却实现了民族和解。这一时期津巴布韦作为非洲仅次于南非的富裕在各项事业上都实现了稳步发展。白人殖民时期黑人几乎都是不上学的，穆加贝上台后展开的扫盲运动使津巴布韦的识字率达到了64%。这在我们看来并不算高，然而在非洲已属领先水平。津巴布韦的艾滋携带率一度达到31%。

穆加贝时代通过控制母婴传播途径和推广避孕套成功使津巴布韦的艾滋携带率减少到20%。如果津巴布韦一直照此趋势发展下去也许会在饱受贫困、饥饿、战乱、疾病困扰的非洲成为一个鹤立鸡群的发达。然而津巴布韦的发展在20世纪末迎来了转折：这一时期津巴布韦与英国新的关系恶化，出兵刚果（金）引发的财政危机又导致国内出现反浪潮。

穆加贝为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就在2000年的议会选举后开快了土改进程：强行收回白人农场主的土地。由于穆加贝上台时承诺保留白人农场主的土地，所以殖民时期不公平的土地分配现象被原封不动保留了下来。当时津巴布韦全国近一半耕地都集中在6000名白人农场主手中，而700多万黑人居民则处于无地或少地的状态。津巴布韦加快土改进程后土地得到了重新分配。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管理政策导致贪腐问题严重，同时也出现了白人农场主遭暴力驱逐等乱象。津巴布韦好不容易实现的民族和解就这样被再次破坏。随着土改进程的加快使得白人农场主纷纷逃离津巴布韦。这些人在离开津巴布韦时带走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耕种设备。经过这番折腾之后津巴布韦这个非洲少有的粮食出口国出现了粮食产量暴跌的现象。

津巴布韦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使出了滥发纸币这种饮鸩止渴的招数。如果你现在穿越到1980年的津巴布韦赚到了100亿津巴布韦币，然后拿着这些津巴布韦币去兑换美元可以换回147亿美元。然而你却并没把这些钱兑换成美元，而是把钱存进了当地的银行，那么等到2001年的时候你取出来的钱只能兑换到1亿美元了。早上还能买一只鸡的钱到了晚上连一个鸡蛋都买不着。

恶性通胀使津巴布韦被人戏称为“穷得只剩下钱”。津巴布韦发行过人类有史以来面额更大的100万亿纸币：津巴布韦遍地都是百万富翁，然而就连买个早点都得扛着一麻袋的钱去，可能等到第二天一麻袋的钱还不如麻袋值钱。兜里动不动揣着上百万的大面额钞票却什么也买不起。从2000年到2008年津巴布韦的经济萎缩超过三分之一、失业率超过80%。截至2022 年9月30日津巴布韦的年通胀率已突破350%。

2008年3月后津巴布韦的经济状况恶化到顶点：财政、金融、税收等关键部门基本停止运转，水电、通讯、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几近瘫痪。津巴布韦的农村一度有550万人面临粮食短缺，在城镇地区也有约220万人无法得到粮食保障。津巴布韦从一个在非洲鹤立鸡群的变成了几乎是全世界最穷的。2009年后津巴布韦不得不用美元和南非兰特替代本国货币。

2022年人民币也成为津巴布韦的法定货币之一。津巴布韦还在国内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大力引进外资、盘活国内的矿产。在此之后津巴布韦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然而这并没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由于长期缺乏外币储备、银行实行管制，所以津巴布韦的恶性通胀并没随着本国货币的弃用而彻底终结，反而引发了津巴布韦人的“囤积潮”：民众开始囤积汽车、房产、股票等任何他们认为具有保值能力的东西。

除了20世纪这三次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外目前也有一个正深陷通货膨胀的漩涡。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和中东的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一样有着丰富的石油。2000年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约占世界储量的4%，居南美之一位、世界第五位。随着在奥里诺科重质原油带探测到新的石油使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增粘了41%达到20亿桶，这比沙特还多出将近300亿桶，一跃成为世界上潜在石油储备量更大的。

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凭借石油出口的收入支撑起了一整套高政策：免费住房，全民医疗，廉价食物?一时间在委内瑞拉生孩子免费、教育免费、看病免费，几乎北欧高所有的政策都被委内瑞拉直接复制，却丝毫没考虑到这实际上已远远超过委内瑞拉财政所能负担的程度。于是在委内瑞拉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产妇在产房门口排队，因为所谓的免费医疗是以削减床位为代价的。

孩子们实际上没地方念书了，因为免费教育是以削减学校建设资金为代价的。这样一来学校都成了危房，谁还敢上课？急诊病人送到医院没人管，因为医疗队伍也缩减了，迟迟等不到保养更新的医疗设备不仅不能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有的甚至成为事故频发的利器?一开始委内瑞拉制度上的问题还表现得并不十分突出，这主要是因为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

然而委内瑞拉的经济结构相当单一。没能建立起完整齐全的工业体系的委内瑞拉几乎完全依赖石油出口创汇：石油收入占它总出口的95%。这种发展模式在油价高企的时候是没问题，但是从2022年下半年油价开始下跌之后问题就出现了：收入锐减，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委内瑞拉想出的高招居然是增发纸币，于是全国的印钞厂开足马力加班加点印制钞票，结果恶性通胀不可避免地降临在这个头上。

在国内财政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查韦斯选择利用外汇储备来缓解，可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坐吃山空饮鸩止渴，最后委内瑞拉不得不靠举借外债度日，所借外债及其利息成为压在委内瑞拉财政之上的一块巨石。最后委内瑞拉的腐败问题更进一步加深了财富流失：高官们在海外开立私人户头，将本属委内瑞拉全体国民的国有资产转移到自己名下的户头。

这不仅令委内瑞拉损失了大量财富，也使底层劳动人民备受打击，从而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升。从2013年开始委内瑞拉的超市就经常面临断货的窘境，委内瑞拉人开始逐渐习惯排着长队购买日用品的生活。当初查韦斯为强调自己的玻利瓦尔主义这一政治色彩而将委内瑞拉的货币更名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然而印在委内瑞拉纸币上的这位解放者并没成为委内瑞拉经济的保护神。

在委内瑞拉高达高达700%的通货膨胀率下更大面值的100玻利瓦尔仅价值2美分。如今的玻利瓦尔已贬值到和昔日的金圆券、津巴布韦币一样了。委内瑞拉经济民生上动荡也波及到政治领域并一直延续至今，而美国势力也趁委内瑞拉国内动荡之机卷土重来：委内瑞拉国内反对党领袖、议长瓜伊多自封临时总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随即纷纷支持瓜伊多并对委内瑞拉展开制裁。

以上就是与66年属马一生有几次大灾相关内容，是关于国民 ***的分享。看完1966属马2022 最危险的一个月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

哪个国家的钱最可能贬值

土耳其里拉

对于中国人来说，钱数太大，总有不便之处，而土耳其里拉面值之大，恐怕要让我们瞠目结舌了。土耳其纸币目前最小的面值是1000里拉，最大的是5000万里拉！为什么用这么大的数字？一位土耳其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面值大了，你就会感觉很有钱。”

面值大并不一定就表示有钱。去年年初，1美元约兑换69万里拉。今年2月22日，土耳其宣布放弃对里拉的汇率控制之后，目前已贬值到110万里拉兑换1美元，而且还有可能继续贬值。

在此情况下，人们怨声载道。到银行用美元兑换土币，许多人得用行李箱装钱。土面临压力，考虑多种对策。土耳其中央银行想出了一个新招，将土币改版，即将面额100万土耳其里拉的钱币划掉“1”后面的6个“0”，使1土耳其里拉相当于1美元。如此得以实施，土币的面额均须改版，因为目前土币的面额分别为1000、2500、5000、1万、2.5万、5万、100万一直到5000万。

有专家分析，土用此招，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土的目的，是试图抑止土币继续贬值，增强人们对土币的信心。但效果如何，现在难以预料。因为土币贬值的表面诱因是土放弃汇率控制，实质原因还是经济不景气。此外，官场腐败、经济和金融业结构性弊端等也是造成土耳其货币贬值的重要原因。

土耳其除改版货币外，也在谋求外界支持，最主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七国集团（G7）的支持。眼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G7集团对土耳其政策处于两难境地。土是北约成员国，货币贬值影响国家稳定，势必给美国为首的其他北约成员国带来麻烦。因此，美等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确想帮土一把；另一方面，美等西方国家本仍想压土继续改革金融体制，但又怕引起大的社会动荡。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副总经理斯坦利·费舍尔先生（StanleyFischer）日前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也只是原则性地说：“土耳其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参考资料：

://.people.cn/GB/paper68/3292/4262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