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传世金价格_徐悲鸿传世金典藏版价格

2024-10-14 19:21:09

1.徐悲鸿为什么擅长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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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八十七神仙卷的喜逢国宝

徐悲鸿为什么擅长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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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在绘画创作上，提倡“尽精微，致广大”；他对中国画，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者融之”。他的画能融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而又有其独特风格。他不但擅长中国画，素描、油画都有很高的造诣和成就。人物注重写实，传达精神；所画花鸟、山水、走兽，简练明快，富有生气，尤以画马驰名中外。

马，是徐悲鸿先生一生中最爱描绘的题材。他画的奔马，笔墨淋漓潇洒，带着时代的风雷驰骋在画坛上，给当时的中国画坛带来了清新、有力、刚劲的气息。如今徐氏故乡——江苏宜兴市新建的“宜兴徐悲鸿纪念馆”里，陈列了徐悲鸿先生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书画作品（包括青少年时期的习作、成名以后的作品、信扎等）。他画的马，无论奔马、立马、走马、饮马、群马，都赋予了充沛的生命力。其中有一幅徐氏早年画的水墨奔马图，原作纵六十八公分，横一百一十公分（见附图）。这匹马没有马鞍，没有缰绳，在宽广的原野上狂奔，从神态、气势看，是一匹骏马，神骏气昂，奋发感人。画面简淡、高逸，用笔泼辣、凝重，穷紫酣畅，间参西法，均为徐悲鸿先生独到处。这件作品不仅从外形显出奔马的神骏和壮美，更重要的是从内在的精神本质来表现了奔马的驯良、坚毅、敏捷等性格特征，可谓徐氏早年的得意之作，画上无题款，有“东海王孙”钤记，章真堪澄。这是一九三一年徐悲鸿愤走粤西时的箧中遗物，一九三七年其家人检赠宜兴渡船公周法大。

江南水乡宜兴，是徐悲鸿的出生地和成长处。据渡船公周法大回忆，当年徐先生在宜兴中学做图画教员时，经常乘坐他摇的航船往返于屹亭桥和宜兴城间。徐悲鸿的画从小出名，渡船公欲求徐先生画马而又难以启口。有一次被徐悲鸿猜透了他的心思，欣然允诺日后为其作画。后来，徐先生发迹，到南京前中央大学教书，曾托渡船公为他找个合适的门卫。渡船公说“只有乡下人，名叫史坤生，家住官林义壮村”。徐先生听了连声答道：“乡下人蛮好，蛮好！”当即择日送到南京傅厚岗徐先生寓所。三十年代初，徐悲鸿先生担任前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时，在南京傅厚岗是有一间画室，室内经常挂着一付对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据说这是徐悲鸿亲笔摹集泰山金刚经的几个墨底白色大字，很象石碑上的拓印本。由此可见他当时在艺术教育上的主张和他的处世态度。事过不久，徐先生便嘱家人检赠此画给渡船公。一九七五年夏，渡船公周法大将此水墨奔马图献给了国家，同时还献出一件徐氏早年画的鸡。这件水墨奔马图初归宜兴县文化馆收藏，并经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分会亚明鉴定为真迹，尔后被选入“宜兴徐悲鸿纪念馆”。早在三十年代，徐悲鸿先生所作水墨奔马，无羁群，尚桀傲，发胸中块垒，掘民族精神，传世甚夥，蜚声海外，然早于此者，犹未及见，至为难得。

古往今来，多少诗人赞美了奔马的英姿，多少书画家为它发挥了绝技。早在三国时代，魏武帝曹操就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己”的名句；唐代的李太白也写下了“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的赞诗，激励人们上进。而今看到徐悲鸿的水墨奔马图，不由使人会联想到许多历史人物：单骑大战长板坡的赵子龙，铁骑大败金兀术的岳飞，飞骑箭射大明门的李闯王，戌马倥偬的革命老前辈……。奔马，令人神思飞越，生发出朝气勃勃、奋发向上的力量。

在徐悲鸿先生的笔下，一匹匹奔马奋踪扬蹄，在广袤的土地上飞奔，骏马英姿，神态各异。有的腾空起飞，有的蹄下生烟。有的回首顾盼，有的一往直前，都仿佛要破纸而出。这一幅幅万马战犹酣的壮丽画卷，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滚滚向前。

徐悲鸿原名寿康，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九生于江苏宜兴计亭桥（屹亭桥）镇。他年轻时善哭，因家境贫困，常在半夜里悲从中来，有如鸿雁悲鸣，因此改名悲鸿。其父徐达章，工书画篆刻，但“时运”不济，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把浑身的本领传授给了他的儿子。悲鸿幼承家学，随着父亲读书、学画、种地。他最爱搜集老刀（强盗）牌卷烟盒中的动物画片，喜爱狮虎等动物画象，刻意摹仿、学习。十岁时，他随父亲自宜兴至溧阳，在途中写了一首行舟小诗：“春水绿迷漫，春山秀色含；一帆风性好，舟过万重峦。”即景成诗，初露艺术才华。那时，他已能作画，并为乡亲们写门对（春联）。他开始在画上署名的是“神洲少年”，还用过“江南布衣”、“东海王孙”等篆章，有决心振兴中华之意。十七岁时，他就担任宜兴三所中、小学的图画教员。失估后赖湖洲丝商黄震之资助，易名“黄扶”，入上海震旦大学肆习法文，并从康有为学习古文、书法，康誉他为艺苑奇才。据说他十九岁到上海去求学谋生时，送商务印书馆附设审美馆的自荐作品，不是人物、山水、花乌，而是一幅马。当时审美馆馆长、岭南派画家高奇峰一看到这幅画，立即回信大加赞赏说：“虽古之韩干无以过也”。并将这幅马刊印发表。这是徐悲鸿先生画的马第一次出版。

一九一七年，徐悲鸿偕蒋碧薇女士东游日本，归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一九一九年被派往法兰西，师业美术大家达仰。又入巴黎国立美专，再求深造。有人说，徐悲鸿是哈同资送赴法国留学的，这是误传。据邑人徐铸成老先生回忆，他是受蔡子民（元培）先生青睐，引荐到北大任教，由北大派往法国深造的。据说他和蔡先生结识的经过，在宜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暑，徐悲鸿去北京游览北国的壮丽河山．在火车上，恰和蔡先生对席而坐。他拿出纸笔，勾出了一幅速写，蔡先生索来一看，原来是素描他的像，不仅十分形似，而且神态宛然，呼之欲出。于是就问及这位青年的姓名、近况，当即邀请他于暑后到北大任美术教员，并介绍给当时名画家陈师曾，以后，又由于蔡先生的保荐，一九一九年由北大派往法兰西深造，并赴德、比、瑞、意等国观摩学习。他在欧洲留学八年。一九二七年秋返国，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教授兼系主任和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大力倡导现实主义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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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6 巴人汲水图立轴设色纸本

作者徐悲鸿

类别中国书画>绘画

创作年代 1938年作

尺寸 300×62cm

咨询价

钤印：徐、悲鸿、东海王孙、生于忧患

款识：忍看巴人惯担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廿七年晚秋，随中央大学入蜀，即写沙坪埧所见。悲鸿。

题签：（晏济元题）徐悲鸿巴人汲水图真迹。平元署。钤印：济沅私印

竞投本件拍品，需办理特别竞买号牌。

说明：晏济元题签。

《巴人汲水图》赏析

徐悲鸿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艺术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一生，他毕生以复兴中国画为己任，孜孜不倦的努力奋斗、刻苦钻研，成为一位融中西、贯古今、取得独特成就的大艺术家，他在艺术教育上的卓越贡献，对中国现代画坛的发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徐悲鸿先生从1937年8月，随中央大学迁重庆，继续在中央大学任教，到1946年7月，由重庆乘“民联轮”去南京，经上海到达北平，就任北平艺专校长，他在重庆一共度过了10个春秋。可以说，这10年是他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10年，完成了他人格和艺术的双重升华，对中国人物、动物、山水画的革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在人物画方面，徐悲鸿先生以振聋发聩之声，倡导画家以人物为主，描绘现实生活、改变泥古不化，千山一面，画中没有人物活动的落后状态。他身体力行，拿起如椽巨笔，绘制了很多锐意革新的杰作。诸如《巴人汲水图》、《巴之贫妇》、《愚公移山》、《张芹像》、《洗衣》等等。

《巴人汲水图》是一幅真实记录重庆人民辛勤劳作的艺术珍品，被誉为徐悲鸿先生最具人民性和时代精神的四大代表作之一。《巴人汲水图》的创作成功，在当时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作品1938年展出时，即被誉为“五百年来罕见之作”。据廖静文先生回忆“当时的印度驻华公使看过画展后，亦为作品所感染，提出购买此件作品，由于悲鸿当时生活也非常拮据，于是才同意为他重新绘制了眼前这幅《巴人汲水图》”。

徐悲鸿先生1937年因国难而流落重庆，而正是在重庆的艰苦岁月里，国难当头的大气候和民不聊生的现实生活，使这位本来就充满人道主义思想的进步画家，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人民的疾苦，甚至把自己融汇到劳动民众之中。水是人类得以生存的第一要素，但在山城水却来之不易。徐先生来到重庆，映人眼帘的第一道风景线即是一行行挑水的汉子，他们那吃力的步履和被水桶压弯的扁担，使画家深刻地感受到那份生活的艰辛，和生活在这块土地的重庆人世代相传的抗争精神。为此，被触发了的画家的创作灵感，在徐先生的头脑里构造出一幅真实生动的巴人汲水的蓝图。

这幅《巴人汲水图》在构图上匠心独运，使画家的造型手段放射出奇光异彩。整个画面十分奇特，高300厘米，宽却62厘米，颇显细高。但其悬挂起来，确与嘉陵江的百丈悬崖相一致的，使其场景更显陡峭与惊险，上下百丈石阶挑水的巴人闪烁着感人至深的华夏精神，在完美和谐的环境烘托之下给人以呼之欲出之感。

画象以其高度概括的手法，将巴人传统汲水的宏大场面，分解为舀水、让路、登高前行3个段落，精心绘制了多幅草稿，描绘了男女老幼不同动作的7个人物。舀水，描绘一健壮的男子，仅穿着一条黑色的短裤，头发虽已秃顶，但其身体强壮，匍匐着前身，右手紧握着一只巨大的木桶提梁，从湍急的嘉陵江水中，迅捷而熟练的舀水。旁边又一衣着褴缕的赤足妇女，低头用力，正把舀满的水桶，吃力地提到岸边。让路，描绘一头缠汗巾，赤臂裸腿的男子，弓矩着身体，肩负着重担，吃力地攀登着陡立而漫漫的石梯。旁边应接石上，谦恭地站立着一位身穿长衫，把前摆挽在腰间，肩挑空担的青年男子让路，他身体微侧，以同情与怜悯目光凝视着吃力攀登的挑夫。图画的上方，绘制了3位登高攀至江岸顶端的挑夫，他们爬完了艰险的陡梯，开始迈开大步，比较轻松地急行。

画面段落之间，用江岸的岩石和层层的石阶融汇贯通，石阶和岩岸先用颜色加水墨，染出大的体面关系，再以墨线勾勒，顿现层层的整齐排列的岩石阶梯，之字形排开，错落有致。为了突出江岸的高与陡，画家拉大了第二个画面与第三个画面的距离。背景的画法比较突出，画面中间留白更显出石级的曲折，上半部画一丛翠竹和几枝怒放的梅花，翠竹用青绿一挥而就，梅花则先用尽情挥洒的浓墨在宣纸上绘出枝干，再以点出花瓣，清丽典雅，一尘不染，既映衬出江岸的陡峭，更使画面色彩丰富。

人物是《巴人汲水图》图的主体，整个画面突出物像的神韵，主题思想上寓意深刻，意义深远。技法上，用西洋的画法丰富中国画的表现能力，肌肉部分稍加皴染，就在挑夫身上适当加强了筋肉体积感，突出人体的健劲有力，表现出劳作的繁重，使画面的技法有较多的变化，构思、创意、技法等方面都充满了新意。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诗言志，画传神之说。此画画毕，画家略加思忖，信手题加七言律诗一首：“忍看巴人惯挑担，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徐悲鸿先生对此画的满意还表现在把自我也融入了画意之中，画到站立在让路石上穿长袍青年的头部时，竟然绘上了自画像。题诗后，落款写：“二十七年晚秋，随中央大学入蜀即写沙坪坝所见。”画家把个人、民族、时代、艺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甚至把自己融于民众之中，具有特别强烈的吸引力，这种隽永深长的画外之意，令人怡情，发人遐思。

第一幅《巴人汲水图》，徐悲鸿先生后来补题“静文爱妻保存”，现存于徐悲鸿纪念馆。此幅《巴人汲水图》此后真的留在了重庆，其过程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1998年在纪念艺术大师徐悲鸿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作品发表于1998年6月21日《重庆晨报》和《徐悲鸿在盘溪》一书。

徐悲鸿以《巴人汲水图》实现了其中西融合的宏大抱负。他将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绘画，极具成果的引向具有现代精神的写实，《巴人汲水图》亦落定为中国现代绘画的里程碑。

《巴人汲水图》是中国美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任何中国美术教材不可省略的作品。如果让我们从近代能够传世的绘画中，再选出能跻身“世界名画”之列的作品，无疑《巴人汲水图》鹤立其中。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强盛带动东方文化的日益彰显，如同《巴人汲水图》这样的鸿篇巨制必将会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中与西方的大师名作等量齐观。

现实主义国画的最佳范本

——《巴人汲水图》与徐悲鸿名作的研究略论

英衔

不必赘述那些与《巴人汲水图》相关的极具色彩的故事，随着岁月的积累，这些、背景惟一能带给这件作品的只是它的魅力、增加其性神秘性，而不是其本来存在的艺术魅力和现实价值。事实上，这件在徐悲鸿个人艺术生命中及中国现代艺术史上都已经、并将继续书写其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里程碑式重要意义的作品，不仅是徐悲鸿艺术生命中国画写生创作的巅峰之作，与历史、世界上名画比肩而立，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写生创作的最佳范本。

《巴人汲水图》的美术史意义最突出体现在其现实性。尽管是否需要或坚持现实性、需要多大程度的现实性一度是中国现代绘画领域长期讨论的话题，且一度被当时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们诋毁甚多，但谁也不能否认，在一个非常时期，尤其是在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交炽而战乱频仍的现实处境下，现实性具有无可比拟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关于这一命题，徐悲鸿创作于次年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已经切实证明：在物质的方面，当时因该作而募集到的资金或可计算，而在精神的一面，由此而激荡起的爱国爱家、保国保家的热情却无论如何高估都不为过。

毋庸置疑，《巴人汲水图》和《放下你的鞭子》显然都是一贯鼓吹坚持现实性的徐悲鸿的现实主义杰作。但问题是，在一般人的认识里，《巴人汲水图》和《放下你的鞭子》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有一定的不同。关于这一点，需要特别说明。事实上，造成这种情况的，是两个人力不可左右的原因：一是创作的时间节点和地点。《放下你的鞭子》是徐悲鸿1939年10月在新加坡筹办画展赈济国难途中即兴创作的，当时法西斯德国刚刚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国际注意力都集中在战争之上，这样，以反战为题材的《放下你的鞭子》自然就受到特别、额外、严重的关注，正如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时间和地点都掐得很到位；而《巴人汲水图》创作于1938年晚秋，当时的国际形势并不对中国抗战有利，虽然德国国内动作频频，已对周边国家虎视眈眈，但战争并未打响，英法奉行的仍旧还是绥靖政策，美国也并未有进一步的表示，因此，尽管当时国内情势已经如火如荼，国际上确实有一部分注意力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而聚焦于中国，但终究不能形成席卷全球的潮流。

另一即是用的表现方式，《放下你的鞭子》用的西方世界更易于认知和接受的油画表现方式，有理由推测这显然是徐悲鸿经过精心考虑而决定的；而受制于前一个客观条件的影响，《巴人汲水图》用的是中国式的国画表现方式。不妨做一个有趣的定，将《放下你的鞭子》换成国画写生创作，而将《巴人汲水图》换成油画写实创作；或者将前者置于重庆而后者置于新加坡，它们本身的能量及激荡起的能量其实可以推想得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已经远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投射、承载并凝聚于这两件巨作之上的历史重量——包括社会责任感和现实性——却渐渐平衡。

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巴人汲水图》是徐悲鸿国画创作中现实主义作品的最高峰。这其实只要将其与徐悲鸿其它的经典国画作品作一个简单的对比即可知道。为人民熟知的徐氏经典国画巨作，目前看，有如下数件：《田横五百士》（1928-1930）、《九方皋》（1931）、《奚我后》（1933）、《愚公移山》（1940）、《岛无事乐耕耘》（1951）等。毫无疑问，以古代诗文传说题材入画的前四件，并不具备现实性，而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这种表达方式与其法国老师达仰的作品更类似；而建国后创作的《岛无事乐耕耘》虽然算是现实主义创作，实际上更多的则是体现了比较多的浪漫主义情怀，并非严格意义的现实主义创作。至于徐悲鸿那些以雄狮、骏马、雄鹰等动物为表现对象的作品，虽然有现实的情怀在内，但基本上遵循的是中国文化中的“赋比兴”传统，更注重的是其比喻意义、象征意义而不是其现实意义。就此而言，如果说徐悲鸿以《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及骏马、雄狮题材作品为代表的创作是《诗经》中众多的篇章，那么，很显然，《巴人汲水图》就是惟一的《春秋》。

在《巴人汲水图》创作的前后，当时的中国美术界产生了许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作品，如蒋兆和的《流民图》（1941年，国画）、司徒乔《放下你的鞭子》（1940年，油画）、冯法祀《捉虱子》（油画，1945年）等，乃至鲁迅倡导下的新木刻运动中出现的江丰《码头工人》（1931年）、陈烟桥《拉》（1933年）、罗清桢《逆水行舟》（1933年）等，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徐悲鸿的《放下你的鞭子》。但如果以艺术性和现实性完美结合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作品，除了《放下你的鞭子》可以与《巴人汲水图》媲美外，其它人的创作并未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甚至有一些绝对现实主义的创作，现实性确实非常充分，但艺术性却非常匮乏，变成现实性的傀儡，甚至基本消失，因此，它们的作用充其量是煽动，而不是感染、感动。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根据地内部更为严重。严格来说，这已经不再是艺术的范畴。

有意思的是，这件可以认定为中国现代现实主义国画创作的最佳范本的《巴人汲水图》，其300×62cm的形制，似乎不仅是徐悲鸿作品中惟一一见的，也是当时国画作品中仅见的。

世代传承的“巴人汲水”精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府西迁，重庆襟江背岭，成为战时首都。随着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转移，许多军政界要人和文学、科学、艺术、教育等诸多领域的名人，如郭沫若、冰心、巴金、老舍、臧克家、马寅初、徐悲鸿、傅抱石、丰子恺等云集沙坪坝区，沙坪坝遂成为著名的文化区，盛极一时，蜚声中外。

1938年，先君悲鸿随中央大学入蜀，住在嘉陵江岸边的盘溪，每日过江至对岸沙坪坝中央大学为学生授课。目睹蜀中百姓的疾苦，疾笔创作了中国画《巴人汲水》，对劳动人民的艰辛生活抱以深切的同情。在画上他题写了一首自作诗：“忍看巴人惯担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忝血汗熬”，诗文充溢着画家对于当时百姓生活凄苦的同情和悲愤之情，也体现了他利用手中的画笔为黎民写照的历史使命感。

八年抗战期间是先君悲鸿公艺术创作的盛期，他以用艺术“为人类申诉”的准则作画，留下了诸多传世名作，如《巴人汲水图》、《愚公移山》、《喜马拉雅山》等等一系列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油画作品《放下你的鞭子》，更是在2007年拍出了7000余万元的高价。

《巴人汲水图》描绘了当时重庆人民一个极平常的生活场景——汲水，当时百姓每日生活用水，都要从江中汲取，故而无论男女，为了生计，每天都要到河边取水。他们挑着沉重的木桶，再装上满满的水，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走回家去，有时甚至要往返多次。正是这样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画面，触动了艺术家敏感的心灵。画中的竹林郁郁葱葱，梅花也在怒放，这情景不但对画面起到了很好的点缀作用，更是作者对于中华民族在严酷的历史环境下表现出来的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的赞颂。

这件作品如今完好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也引出了一段曲折的收藏经历。 1949年，新四军干部朱良跟随部队到了重庆。到重庆后，恰巧遇见了聚兴诚银行老板的管家正在处理一批旧书画，在一大卷古代及近现代字画中，朱良唯独看上了这幅《巴人汲水图》。当时这位管家喊价160万元，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讲到120万元。朱良留下10万元订金，商定3天后取画。当时的朱良也没有多少现金，急忙找到后勤部长。当时部队正要给师级以上干部分配一件苏联毛呢大衣，按级别朱良应得一件，但恰巧这批大衣数量不够，朱良便主动提出不要大衣，希望换取120万元现金。后勤部长同意了他的建议，用这120万元，朱良如愿以偿地换得了这幅《巴人汲水图》。

结束后，重庆收藏界、书画界的许多老人，包括先君的好友晏济元、苏葆桢等画家，都经常到朱良家中欣赏他所收藏的这幅《巴人汲水图》。

1999年7月2日，我的母亲廖静文曾应邀请看到这件作品，她看过之后非常激动，并清晰地讲述了这张画的创作过程：先君悲鸿公在重庆期间创作了《巴人汲水图》并举办画展，当时的印度驻华公使看上这幅画，希望重金购得。先君当时在经济上紧张，还要救济学生、办画展，因此又重新画了一张。一件如今陈列在徐悲鸿纪念馆，而卖给印度公使的，正是朱良收藏的这件。

2004年，在北京翰海拍卖会上，《巴山汲水图》从800万起拍，多位买家投入争夺，最后经过数十轮换手，最后终以1650万元成交，创造了当时徐悲鸿个人书画拍卖的世界纪录。

据翰海公司的工作人员称，在这件作品的征集上公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今年是北京文物公司成立五十周年，也正是由于藏家与翰海公司有着多年深厚的情感，这件本应子孙永保的作品才得以再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件倾注了画家和收藏家心血的画作，在辗转七十二年后再度呈现给世人，他所承载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位画家的艺术成就，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以及几代中国人民族精神之火的传递，中华民族正是利用这样看似原始的“巴人汲水”精神，将中华民族的文化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

2010年11月16日

徐庆平：徐悲鸿先生之子

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

徐悲鸿纪念馆副馆长

我记得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到香港去参加一些活动，当时有一张我父亲（徐悲鸿）的作品，是自画像，画的小人在古柏树下，人很小但很真实，小人的头比指甲盖还小，当时那张画拍卖到了九十九万港币，加上手续费已经超过一百万元，这是当时中国第一幅超过一百万元的作品，《民报周刊》特别为这件事情发表文章，中国画超出了一百万元，觉得非常了不起，《荣宝斋》还请我写了一篇文章。2004年，我父亲的这幅《巴人汲水图》拍卖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元，那时感觉真的是天文数字了。而在今天，一千多万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好像有很多画都可以拍出这个价格。

这个情况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中国艺术品它的价值及它所应该有的价值，是不是还有一个可发展的空间？我在西方住了比较长的时间，感觉到中国的艺术品、书画作品在世界上都是独树一帜的，中西方虽有很多不同，但对于艺术都有着许多共同的审美观念。同时，中国画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思想与精神，尽管经过了一千年的时间，生命力仍然非常旺盛，别的艺术与画种都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画甚至比西方的油画还要强，现在的架上油画在国外好像已经失去一个独立的地位，中国画反倒还在蓬勃发展，这展示了中国画的巨展空间，这在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人的智慧，另外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绘画离它应有的价值还有一定的距离。比起西方的绘画、油画的价值，中国的绘画没有达到应有的价位，这是我在多年的东西方的艺术研究与探索中间形成的自己的一个看法。

——摘自2005年3月23日徐庆平先生《当代市场看法访谈录》

八十七神仙卷的喜逢国宝

1937年5月；当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兼教授的徐悲鸿应香港大学的邀请赴香港举办画展。一天，作家许地山和夫人介绍给他去看一位德籍夫人收藏的中国字画（因为这位女士打算出售收藏的据说是四大箱字画）。徐悲鸿的到来，自然使她十分欣喜。她亲手将四箱字画一一打开。徐悲鸿看了第一箱，又看了第二箱，从中挑出了几件他欣赏的佳作。看到第三箱时，徐悲鸿眼睛陡然一亮，一幅很长的人物画卷奇迹般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以至他展开画卷的手指都因兴奋而颤抖。他激动地几乎叫喊出来：“下面的画我都不看了!我只要这一幅！”德籍夫人愣住了，她仍请求徐悲鸿看下去。但是，徐悲鸿连连摇头说：“没有比这更使我倾心的画了！徐悲鸿当即提出用手头仅有的一万元现金买这张画。德籍夫人从徐悲鸿急切的情绪里悟出了这张画的价值，又有些舍不得了。徐悲鸿又提出愿意再加上自己的七幅作品，作为交换。德籍夫人略为犹豫后表示了同意。

珍贵价值

这幅唐画《八十七神仙卷》是一幅白描人物手卷，佚名，深褐色绢面上用遒劲而富有韵律的，明快又有生命力的线条描绘了八十七位列队行进的神仙。那优美的造型，生动的体态，将天王、神将那种“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的气派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冉冉欲动的白云，飘飘欲飞的仙子、使整幅作故具有“天衣飞杨，满壁风动”的艺术感染力。--画面没有任何款识，但徐悲鸿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幅出于唐代名家之手的艺术绝品。它代表了我国唐代人物画白描技法的杰出成就。无怪乎徐悲鸿的好友－－张大千和谢稚柳见之也对其夸赞不已。张大千认为“北宋武宗元之作，实滥觞于此”（指《朝元仙杖图》--北宋画家武宗元的惟一传世作品），而谢也认为是“晚唐之鸿裁，实宋人之宗师”，并喻之为稀世之宝，自己的收藏被同道好友赞赏品评，真乃人生一大快事。徐悲鸿在《八十七神仙卷》跋文中写道，此卷之艺术价值“足可颉颃欧洲最高贵名作”，可与希腊班尔堆依神庙雕刻，这一世界美术史上第一流作品相提并论。徐悲鸿将其定名为《八十七神仙卷》，并亲手将一方刻有“悲鸿生命”四字的印章，小心地打印在画面上。从此，这被徐悲鸿视为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就日夜不离地跟随着他。而徐悲鸿也为自己能为这件已流失于外国人之手的国宝赎身，使其回归祖国，视为平生最快意之事。

以命相托

1939年1月，徐悲鸿只身一人携带自己的精品及所收藏的历代书画数百件，由香港赴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画展取得极大成功，仅门票和卖画所得助市一万两千四百余元。徐悲鸿将这笔巨款全部捐献，此笔义款成为当时广西第五路军抗战阵亡遗孤的抚恤金。此后，徐悲鸿又先后在吉隆坡、恰保、摈城举办义展，共得款六万余元，也全部作为救济祖国难民之用。徐悲鸿抗日爱国的义举在当地广为传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飞机袭击了新加坡。新加坡淬不及防，陷入一片混乱。徐悲鸿原定赴美展览不能成行，使他进退两难。而最使他困扰的是随身携带的数百件珍贵艺术品将如何处置。经过周密的商议，林庆年、庄惠泉等人将徐悲鸿疏散到安溪会馆办的崇文学校内。林和庄都是徐悲鸿筹赈画展筹委会***，他们把徐悲鸿存放在好友黄曼士家中的绘画、书籍、印章、陶瓷及四十余幅不易携带的油画秘密运到崇文学校，并装好放在一些皮蛋缸里。将其埋在一口枯井里。

徐悲鸿不忍心撇下这批积累多年的宝贝，于是，决定留在新加坡，要与他的艺术品共存亡，时局越来越紧张，在朋友们的多次劝说下，徐悲鸿决定回国却又担心归途中有闪失，他决定轻装简从，经再三挑选，只得忍痛将自己的大量作品留在了新加坡，只身携带《八十七神仙卷》登上开往印度的最后一班客轮，取道缅甸，历经艰辛回到祖国。国宝得救了，可是徐悲鸿呕心沥血创作的四十余幅油画却不知去向。数十年心血，他为之伤痛，然而当徐悲鸿看到完好无损的《八十七神仙卷》时，心中才感到宽慰。

痛失名画

1942年5月，徐悲鸿到昆明，举办劳军画展。正当徐悲鸿沉浸在画展成功的兴奋之中时，一个致命的打击向他袭来。5月10日，空袭警报响起，匆忙间他同大家一起跑进了防空洞。当警报解除，回到住地时，忽然发现门和箱子都被撬开；自己珍藏的《八十七神仙卷》和其它三十余幅画竟不翼而飞。此情此景使他面色骤然煞白，眼前一片昏黑，仿佛五脏都在剧烈地翻腾。他用双手支撑着桌子，竭力想使自己镇定下来，可是，只觉得头晕目眩……

名画失踪，事关重大，惊动了云南省府，于是派员调查，限期破案，然而名画却如黄鹤飞去，渺无踪影。徐悲鸿为此日日忧心如焚，三天三夜寝食不安，从此血压急剧上升，病倒在床上。因此种下了高血压的病根，而多年后因高血压而病逝。这件他为之重金赎身的国宝，被他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国宝，你在哪里呢？他的内心在不断地呼唤。

想象方壶碧海沉，帝心凄切痛何深。

相如能任连城璧，愧此须眉负此身。

黄鹤复还

1944年夏，一封喜信从成都飞到重庆，写信人是中央大学艺术系女学生卢荫寰，她告诉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看到了《八十七神仙卷》，因为她曾临摹过《八十七神仙卷》的照片，确认是原作无疑。徐悲鸿决定立即前往成都。当一切准备好后，他又取消了这个决定。因考虑到，如果亲自去成都，风声传出，藏宝人因惧祸，可能会将画毁掉以销赃灭迹。怎么办？难道眼看着失而复得的国宝又将永远失去？为了国宝的安全，徐悲鸿和夫人廖静文考虑再三，决定委托在新加坡办展览时认识的一位朋友新加坡来的刘德铭去成都，请他先找到藏画者，见到画，确认为真品后，与之交朋友，进而再花钱把画买回来。很快消息传来，画已见到，确是原画，只是需要一大笔钱。于是徐悲鸿不顾自己病体，又忙于日夜作画和筹款了。先寄去20万现款，又一次次寄去自己的作品数十幅后，《八十七神仙卷》终于“完璧归赵”，又回到了徐悲鸿手中。

徐悲鸿和夫人兴奋地用颤抖的双手小心地打开画卷，八十七位神仙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这八十七位神仙依然是那样安详、肃穆，体态优美，仿佛没有受过任何的惊扰。只是画面上盖有“悲鸿生命”的印章已被挖去，题跋也被割掉。尽管如此，徐悲鸿依然激动不己，当即挥毫赋诗：

得见神仙一面难，况与伴侣尽情看。

人生总是葑菲味，换到金丹凡骨安。

从此这八十七位神仙又回到徐悲鸿身边，并始终陪伴着他。

瑰宝献国

1953年9月，身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和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的徐悲鸿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而去世。从此如何照管好徐悲鸿用生命为代价保护下来的大量国宝的重担就落在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