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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虹口区和长宁区在上海市中心区内没啥存在感 你知道是啥原因吗?
2.范哈哈人物简介
3.以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为素材,制作有一份有特色的历史小报
4.上海人的上海行政区域人口划分
5.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小短文300
6.上海社保交多久能领生育保险,譬如我老婆今年八月份分娩,六月份才开始缴纳五金,那么她能领到保险金么
7.块状经济的含义
虹口区和长宁区在上海市中心区内没啥存在感 你知道是啥原因吗?
在我的印象中,上海有两个“虹”是这里的重要组成元素,一个是虹口,另一个是虹桥。人们每次一想到长宁区,多会用“虹桥”二字将之取代,以避免接下来还得进行多余的解释。
而同样是上海市中心辖区之一的虹口区,却有着和长宁一样的“低存在感”魔咒,以至于同样是在黄浦江边,与上海中心之中心:“浦东陆家嘴和上海外滩”仅有一江之隔的白玉兰广场,即使是它有着320米之高的傲人身躯,在浦江北岸一枝独秀,傲视群雄,也难以改变它在游客心中那“路人甲”的身份。
任你在外滩拉出一个人,十有八九都不知道那栋楼叫什么名字,更不知道它所坐落的土地叫虹口区
出了外滩一过了外白渡桥,就已经到了虹口区的地界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虹口和长宁的存在感如此之低呢?除了上世纪末规划出的上海城市副中心:徐家汇(徐汇)、静安寺(静安)、真如(普陀)、五角场(杨浦),已经被合并的闸北、南市、卢湾不列入统计范围,现在就只剩下虹口、长宁这两个区没有明确的,且足以闻名全国的宣传点了。
另外一个情况可能也有不少人遇到,那就是虹口与长宁的虹桥都带有彩虹的“虹”字,致使人们经常将这两个区搞混。
单听这两个带“虹”字的地名,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虹桥定是源自于一座像彩虹一样弯曲的拱桥,那么这个虹口的“虹”,指的又是哪里呢?
问了当地的老人才知道,虹口的虹原本是洪水的洪。
记得我在第202集中讲到:上海的虬江在水患治理后逐渐消失并向南改道成了吴淞江,这么大一条河流的消亡必定会留下诸多的痕迹。
在这两条河流之间形成了无数条南北向的小河流,它们在明清时期被称作“沙洪”。单下海浦的西边就有“沙洪”、“穿洪”、“北沙洪”等诸多河流,尤其以这三条带“洪”字的河流最大。
所以它们汇流之后,流入黄浦江的出口也被称为“洪口”。后来上海进入了工业化 社会 ,厂房又喜欢建在河边,无穷无尽的污水和废料致使河道逐渐地萎缩、淤塞甚至断流,以至于很多沙洪都被填平了。
放眼现在的虹口区,最主要的河流仅剩下两条,一条是俞泾浦,一条是沙泾港
昔日带洪字的河流早已物是人非,唯留下出口的这一小段“虹口港”以证明这座城市的名字还有着来头。
那么为什么要将“洪”改成“虹”呢?一说是为了避朱元璋年号“洪武”的讳,还有一说是相比洪水的“洪”,彩虹的“虹”字更能讨得口彩,所以民众自发将其书写成“虹”字,后来就逐渐变成了一个正式的地名来使用。
在上海开埠之前,虹口沿江一带为徐家滩,是渔民们晒网停泊的场所。开埠之后,美商在附近筑船坞、仓库、码头、渐成道路。
1856年10月,第一座跨苏州河的木桥—威尔斯桥建成,俗称“外摆渡桥”,将十里洋场与虹口连接在了一起。
1878年,工部局在外摆渡桥的西边,如今四川路桥的位置又建了一座宽12英尺的木桥,因其所处位置,得名“里摆渡桥”。
在上海方言中,“摆”与“白”、“坝”的读音接近,于是也渐渐地讹为外白渡桥。威尔斯桥属商业性质,过桥的收费标准为每人5文,车辆加倍,同时还发放过过桥的月票和年票。
由于往返苏河两岸的人相当多,威尔斯公司就桥收费这一项都赚了不少钱。十几年后,唯利是图的威尔斯公司不愿意拿出盈利对残破不堪的桥进行大修。
1875年,工部局一方面加固桥梁,限制通行,另一方面在原桥的边上另建了一座桥。因新桥坐落在外滩花园一侧,就被叫作“花园桥”,但上海人仍旧叫它“外白渡桥”。
关于有些自媒体疯传“白”是过桥不收费,吃白食啥的,只是个与史实不符的故事而已。
现在我们看到的铁质外白渡桥,实为1907年为从杨树浦到南京路通行的有轨电车而专门搭设的上海第一座钢桥,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
位于外白渡桥虹口一侧的上海大厦虽然已经落成了90年,可它的名气依然是一旁的白玉兰所不能比拟的。
它之前的名字叫百老汇大厦,为一幢早期现代派风格的八字式结构公寓大楼。之所以称其为百老汇,其实是与一旁的道路有关。
1864年,桥北堍出现了一条名为“虹口路”的马路,美租界的侨民思乡心切,繁荣的景象使他们想起了纽约著名的“百老汇”,遂于1877年将该路改名为百老汇路。
之后,百老汇路不断延伸,跨过了虹口港桥,桥东侧的马路称为东百老汇路。位于黄浦北岸的百老汇路是当时上海的远洋航运中心,在其周边逐渐汇集起大量为外轮服务的五金配件店,还有鳞次栉比的酒吧与美元兑换店。
位于入口处的百老汇大厦则为这些来华外国人的旅馆兼公寓,沦陷时期则由日本人经营,成为日本军、政、外交人员和汉奸的住所。
1943年,百老汇路于汪伪时期改名为大名路,1951年,百老汇大厦也被时任上海的陈毅命名为“上海大厦”。
美国百老汇街的西段生活着大量的华裔移民,东段则为犹太人的聚居地,而上海的百老汇路则有着相似的 历史 。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席卷欧洲的战争致使多国都取了严格的移民限制措施,大批从纳粹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不得不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因为当时的上海租界是二战世界中唯一的一个持任何官方文件都能入境的地方,致使抵达上海的犹太人数已经超过了两万。
可是好景没几年,日本的入侵又使这里卷入了战争的漩涡。一些犹太人获得了去美国的签证,或是辗转到了其他国家。
而留在上海的一万八千人则只能在收容所里残喘,400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只能勉强用床单充当隔断,靠着微薄的救济款度日。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救助委员会还安排难民们接受生活技能培训。
1941年12与8日,日军全面占领上海,公共租界的孤岛沦陷。日军不仅扣押救济款,冻结海外银行账户,甚至还流传着日军想要模仿德国纳粹对付他们的传言,恐怖的阴影再次将这里笼罩。
直至1945年之后,这里的大多数犹太人才得以幸存。现在的这里为“提篮桥 历史 文化风貌区”,是中国境内唯一的一个能够反映二战时期犹太难民生活的 历史 遗迹。
范哈哈人物简介
范哈哈
范哈哈(1907年---1987年8月24日),原名范良益,浙江杭州人。中国现当代著名滑稽戏演员。
16岁开始学艺,曾经参与拍摄的**有《到上海去》、《大李、老李和小李》、《三毛学生意》和《万年青》等。他曾是上海文联理事,上海戏剧家协会会员,农工民主党党员。
中文名:范哈哈
别名:范良益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浙江杭州
出生日期:1907年
逝世日期:1987年8月24日
职业:著名滑稽戏演员
代表作品:《三毛学生意》
性别:男
师傅:顾云洲
人物经历
范哈哈(1907-1987年),滑稽戏演员。本名范良益,浙江杭州人。自幼酷爱艺术,经常旷课去听杜宝林的"小热昏",被学校开除。后在五金店当学徒,结识了银匠赵云亭(即赵希希)、菜馆学徒江阿伟(即江笑笑),在杭州大世界客串演出文明戏。
民国12年(1923)拜文明戏演员顾云洲为师。民国14年(1925)来沪献艺,先在游乐场扮演"马褂滑稽"一类角色。民国22年(1933)与王无能、江笑笑、鲍乐乐、陆希希、张冶儿等共同拍摄了滑稽影片《进上海去》。民国25年(1936)与赵希希、裴扬华等搭档演独脚戏,编演了抗日曲目《包公阴审白川》、《满清三百年》等名段。一度组织过家庭小京班,去各地演出。20世纪40年代起,组建过"万象"、"金龙"、"奋斗"、"大众"滑稽剧团。在大众滑稽剧团曾任艺委会主任、副团长、团长等职务,富有管理经验。1952年兼事编剧工作。1957年编演的《三毛学生意》晋京汇报演出时,周恩来总理两次亲临剧场观看,并与他握手交谈,合影留念。长期的舞台实践,形成了范派老生的艺术特点:光头红鼻子的造型,夸张的形体动作,杭州、绍兴的方言,成功地塑造了《三毛学生意》中的吴瞎子、《马戏团的小丑》中的老地痞、《小皮匠挂帅》中的皇帝老子、《滑稽年代》中的老艺人等艺术形象。曾任市文联委员。
1961年4月1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独脚戏、踱觉戏、滑稽戏》一文,对滑稽戏的历史、创作和发展作了有益的探索。1962年,在**《大李、老李和小李》中饰演老李一角,对人物的塑造有独到之处。范哈哈以演马褂滑稽著名,同时也是高产、多产的滑稽戏编剧。
先后编写了《三毛学生意》、《万年青》、《滑稽年代》、《戏法会变》、《老李爹与小老虎》等20多个剧本,其中有的被列为大众滑稽剧团保留剧目和优秀剧目。历任虹口区政协第三、四、五、六届委员、常委,上海市文联理事。是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会员,农工民主党党员。
人物轶事
范哈哈笑对生死的戏骨
范哈哈,原名范良益,浙江杭州人。16岁开始学艺,以演马褂滑稽著名,同时也是高产、多产的滑稽戏编剧。1962年,在**《大李、老李和小李》中饰演老李一角。
论资排辈,范哈哈可以算得上滑稽界的第一代老前辈。但是他从不摆架子,尤其是他和其他老演员在一起时,喜欢互相开玩笑,而且谁也不肯吃亏,言语间常碰撞出智慧火花。通常情况下,范哈哈占了上风也不过一笑了之。更多的时候,好几位老演员联合起来,异口同声叫他的绰号“药渣儿”(无用的东西),甚至动手用油彩笔把他的面孔画成“野狐脸”。范哈哈却从来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指着众人说道:“今朝天色不早,老子明天和你们算账!”然后头颈一缩,反背着手,大摇大摆而去,颇有“阿Q”遗风。
1987年新春伊始,范老身体大不如前,从外表看,老人家依然谈笑风生,幽默风趣。实际上,他自己明白,老之将至,来日无多。
一天,爱徒谢讽声前去探望,见他双目紧闭躺在床上,由于好几天未进食,范师母手拿半只苹果,刮些果泥喂他。谢讽声走近床榻,俯身亲切地叫唤:“先生。”范老慢慢睁开了眼睛,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讽声,我活得要回转去了,侬师母把我当小毛头了。”“不,先生,侬是返老还童,这样能够延年益寿。”“唉,其实这个苹果是不能吃的。”沪语苹果与“病故”同音,谢讽声急忙说:“先生,这个不是苹果,是红蕉!”“对,我范哈哈红过了,现在老得发焦了,是红蕉。讽声,看来文彬彬要我去拼档了。”谢讽声听罢,忙说:“侬快回头伊,没有空。”“这次不能回头,是马克思邀请的。”师母插嘴:“侬不要说戏话了。”范老接着说:“我是在说死话呀!”一对师徒,即将生死永别,却用幽默的语言含笑分手,正是世间少有。
8月24日下午1点45分,范哈哈在寓所寿终正寝,享年81岁。爱徒李九松受师母所托,帮忙料理后事。追悼会那天,李九松早早赶到殡仪馆,布置灵堂,摆放花圈,调试设备。眼看追悼会的时间快到了,突然传出消息:“范哈哈的遗体不见了!”现场顿时大乱,范师母拉住李九松嚎啕大哭:“什么玩笑都能开,这种玩笑可千万不能开的你看,来了这么多亲朋好友,现在不见遗体,你说怎么办”李九松也吓得魂不附体:“师母,你放心,我现在就去找。”范师母穷追不舍:“你说,找不到怎么办?”李九松急得语无伦次:“万一找不到,我自己睡到灵床上去,让大家瞻仰。”这下范师母火气更大了:“呸!你以为是唱戏顶角色啊?什么都能顶替,哪有顶替遗体的!”
李九松豁出去了,他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壮着胆走进停尸房。翻看好几具尸体后,终于验明正身,找到范哈哈的遗体。原来,范哈哈的遗体识别卡上写的是真名“范良宜”,难怪工作人员找不到“范哈哈”。
范哈哈终于衣冠楚楚、神态安详地出现在告别大厅。李九松望着他似乎嘴角带笑的遗容,喃喃地说:“你不愧是老滑稽,死了还要出噱头!你现在是死人不管,我却吓出一身冷汗,差点吓出心脏病。现在你的脸色倒比我好看得多呢!”
滑稽宗师范哈哈一辈子制造笑料,临终也以这样特殊的喜剧方式,向热爱他的戏迷们作最后的告别,令人感叹!
人物作品
《大李、老李和小李》饰演老李
《三毛学生意》中的吴瞎子、《马戏团的小丑》中的老地痞、《小皮匠挂帅》中的皇帝老子、《滑稽年代》中的老艺人等
以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为素材,制作有一份有特色的历史小报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年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参考资料:
上海人的上海行政区域人口划分
在上海市行政区域内定居或出生并取得上海市户口的人都称为“上海人”。 元朝1292年,中国设上海县,6,340.5平方公里,县衙中心所在地为今天上海市中心的黄浦江西岸,是上海作为一个有行政规模历史的起点。从元、明、清到民国初年,一直是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上海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如今上海地图的市中心区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异类,就是由人民路和中华路所组成的一个环形马路。过去的环城公共交通11路线以老西门为起点和终点,而车轮碾过的地面,人们穿行的脚下,就是当年的城墙。环城内就是城里,上海县衙的心脏地带,从这里可以清晰看到上海新旧城区的分界线。
上海的城墙建于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主要是为了防御倭寇,因为已经吃了很多苦头。当时除靠近黄浦江边有宽阔的护城河外,老城厢被高约30英尺城墙所围,厚约10英寸,共有小东门、大东门、小南门、大南门、小西门、老西门、小北门、老北门、新北门等九座城门,其中包括7个供人进出的城门。这些城门中最大、最雄伟、最重要的是南大门,而最繁忙的出入口则是北门,位于当时法租界主干道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的尽头。城墙在民国1912年开始拆除,于1914年冬天全部完工,由于上海当时已经是租界当道的年代,作为华界的老城厢相比之下显得非常落后,城墙内道路不治、凌乱不堪,丑态毕露,南市诸兴盛马路也随之彻底陨落。 上海开埠后至1920、30年代,逐步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在此期间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世居于此的原住民。他们来自于中国各地,但是其中来自江苏、浙江两省者占到80%以上,占据绝对优势,各自约在数十万至百万人以上不等。另有约3%的安徽籍以及约1%的广东籍。这部分族群成为当时的“上海人”,他们及其后代构成了当今上海人的主体,是近代以来的老上海人。今日上海中心城区居住的大都是这些移民后代。"上海人"的籍贯一般是杭州、嘉兴、宁波、绍兴、余姚、苏州、常州、常熟、慈溪、无锡、现上海郊县等地,苏北则以扬州、盐城祖籍为最多。随着上海旧城改造全面展开,一些原本居住在中心城区的老移民都被搬迁到了郊区。
自上海开埠以来至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上海一共经历了三次庞大的移民浪潮。从移入方式上看,多属零散、自发、非组织性移民,而不是古代那种以宗族为单位的集团性移民。按1950年1月的统计,人数最多的是江苏、浙江人,均超过百万。这么多的外地移民涌入上海,迅速地改变了上海的人口结构,使得客籍即非上海籍人口远远多于上海本地人口,因此在当时,上海籍人口仅占15%。
上海近代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最初源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1860年代初太平军大规模进攻苏杭地区,这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浙、皖一带的大批占据社会各阶层的难民躲入有外国势力保护的租界,直接造就了租界的繁荣,并为日后源源不断地吸引移民奠定了基础。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90万。第二次则是日军侵华期间,上海两租界人口增加78万。第三次是期间,上海人口增加208万。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海市的人口迁出量甚大,但流入量则大为减少,现代上海人的群体逐渐稳定下来。这一情况直到1990年前后才被彻底改变。
A——江南浙江移民
近代第一批移民主要来自浙江省和江苏南部的吴语区,其中一般又按照清代府属细分为宁波人、绍兴人、苏州人等,他们构成了上海中心城区居民的主体,其中尤以宁波籍为最多。清末年间,由于社会的急剧动荡,浙江和苏南一带大量占据社会中上层移民流入上海寻求庇护,同时一些中下层阶级也随之进入上海工作生活,希冀安稳。当时宁波人利用地缘和语言优势,迅速胜过广东籍买办,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商。上海话中的“阿拉”即是来自于宁波话。 当时有宁波人掌金融,无锡人掌实业之说。
宁波籍的著名人士众多,如严信厚、朱葆三、秦润卿、邵逸夫、董浩云、“阿德哥”虞洽卿、五金大王叶澄衷、钢铁大王余名钰、企业大王刘鸿生、颜料大王周宗良。宁波商人执当时上海的航运业与钱庄之牛耳,长期控制上海总商会。宁波商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家五金店、南货店、绸布店、火柴厂、染织厂、化学制品厂、印刷厂、灯泡制作厂、日用化工厂、机器染织企业、国药店、钟表店,第一套中山装,中国第一艘轮船,第一条公共汽车线,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就连“大世界”游艺场都是在宁波人的手里诞生的。
而无锡实业商帮在上海滩也拥有显赫的地位与势力,尤其以中国首富荣氏家族(荣德生、荣宗敬等)为翘楚,还有上海滩煤铁大王无锡人周舜卿(中国私营银行创始人,雷雨周朴园原型)。上海其他的几个实业大王也有一些无锡人,如电气大王,呢绒大王,桐油大王,电池大王,洋铁皮大王等。
由于那个时期上海的迅速发展,这一批人也接收了一些先进思想,开阔了眼界,很多都从事商业贸易的活动。作为祖辈的他们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这使得他们的下一代大多都接收过相对较好的教育并继承了苏浙一代人精明的传统。到了上世纪初,这些第一批移民的后代产生了许多教师、帐房先生、医生、律师、建筑师、工头、银行公司职员、记者、城市小资产业主、商人等等。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主要居住在上海最早开始发展的黄浦、静安、卢湾、徐汇这几个区,也就是上海人常说的上只角地区。其中黄浦、静安属上海公共租界,由英美租界于1863年合并而成;而徐汇、卢湾则属法租界。
总体而言,来自吴语区移民经济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生活条件远高于江淮官话区移民(即苏北人或称江北人),传统上优越感较强,而后者则经常感受到歧视。来自其他各省的移民数量相对较少,其中较为重要族系来自广东省的移民,人数约有数万。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世居于此的本地人,客观上造就了一个当时的新上海。
B——苏北移民
第二批老移民来自江苏北部的江淮官话区,被江南的苏南、浙江人称为江北人,传统上大多聚居于苏州河以北西北部的闸北、普陀;也有不少人住在城市东北部的杨浦、虹口,与来自浙江宁波等地的移民杂居。老城厢南市等区域也有部分苏北移民迁入。这些地方大致上就是上海人传统观念中的“下只角”区域。在大上海,这个城市曾经有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是这个城市的标记:全城歧视苏北人。即使在当今,这种歧视依旧存在,根深蒂固。所以在上海,“苏北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族群的分类概念,而是一个社会阶层的分类概念了。
这批移民大部分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至解放时的一段时间里迁入上海,主要以苏北、山东地区为主,其中扬州和盐城是上海苏北人的两大主要来源。他们这一批人大多是因为战乱、灾荒等作为整个社会底层的难民身份来到上海的,例如1931年苏北发大水,就至少有7万苏北人逃难到上海。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基本上都是没多少文化的赤贫农民和城市边缘人物,并伴有方言差异,在上海只能做最简单的劳工和当地人不屑的低等职业。当时这批移民中的绝大部分男性成为码头工人、黄包车夫、工厂工人、面粉厂搬运工等等繁重底层劳动力的主力军,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黄包车夫十有八九是苏北人。上海人一度用“三把刀”来形容“伺候人”的苏北人:切菜刀(烧菜的)、修脚刀(澡堂子的)和理发刀(剃头的)。而苏北女性的状况也相当糟糕,在烟草行业苏北女工集中在工作繁重的烟叶部门,工资却低于江南女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苏北人在就业市场上的分布结构。
总而言之,第一批江南浙江的移民以及后代们在上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受过较为良好的教育,他们当时的地位要远远高于第二批作为苏北难民来到上海的移民。一般以宁波人和绍兴人的后裔地位为最高,苏北的为最低,这种局面几乎是要持续至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随着九十年代浦东开发,社会变化的加快,时代的进步发展以及移民城市内各群体之间的不断交流与融合,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正不断趋向缓和,曾经有过的歧视与偏见逐渐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趋于消解,但是在中老一辈之间还是大量存有这种观念。 从1843年开埠至今的漫长岁月中,上海行政区域的划分经过多次更迭,城市区域不断扩张,人口也随之急剧变化与增加。秦汉时期,上海地区隶属江苏为中心的海盐县,明清时期,上海隶属江苏为中心的松江府,1912年后,上海一度为江苏的沪海道。“身世复杂”的上海城区和上海郊区相比,郊区人口变动相对较小。浦东、奉贤、青浦、松江、崇明、金山、嘉定、宝山、松江、闵行等,基本上都保留者固定的本地话,这些方言和上海市区话已有明显的不同,从口音上可以分辨。因为上海城区话的变化大,市区人难听懂郊区话,而郊区人却可以通过转音变调与市区人简单交流,从中也可看出,上海市区方言的现代巨变。
上海因第一次战争开埠而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和当时全球的第三大金融中心(另外两个是伦敦和纽约),也是当时"全球四大名都"之一,堪称"东方巴黎"。
1942年至1945年间,由于孙中山于1922提出的“大上海”的实施,使得嘉定、浦东、闵行、奉贤、宝山、崇明和南汇地区(如右图)一度在这段时间又并入了上海的郊区版图。而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国民在接手上海后未能接续,因而这些郊区又从上海的版图中撤离。直到解放后的1958年的行政划分调整中,这些地区才再次并入上海的版图。
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1843年上海开埠是起点之一的。以租界、华界为主体逐步发展成为远东第一金融中心,城市中的居民以“城里人”(祖上基本来自外地)、“上海人”自称,而原上海县城广大地区及周边农村的居民则被称为“乡下人”以示区别,这就是“上海宁/乡窝宁(“乡下人”上海话发音)”之争最初的起源。由于郊区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和大多数中国其它地方的农民并没有什么两样,因而在市区人的眼中,他们不过就是些“乡巴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地位甚至还不如第二代苏北移民,所以“本地人”这个词其实是稍带有轻视性质的词眼。但随着现今郊区经济水平的发展、各个新城的建设、生活水平的提高、老上海移民因拆迁而移居郊区、以及1990年后新老上海移民的矛盾加深后,这类现象正在逐步消失,原本两极化的差异也在慢慢缩小。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代上海开发浦东以来,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新移民纷纷来到上海工作、生活,在这些人中定居下来的自称为“新上海人”。新移民和外来人员的区别在于是否拥不承认老家是哪里的。这批新时代的移民当中很大部分是没受过基础教育的低素质人群。对上海人而言,无论是原住民、老移民还是郊区人,都无疑可以归入本地人的行列。不过有些老移民认为:只有真正受过上海海派文化熏陶,讲上海话,拥有上海精神的才算是上海人。与此同时一些老移民也质疑新移民和外来人员中有一些低素质人群不仅破坏上海环境,而且行为举止不文明,还挤占廉价劳动力市场,穿着也肮脏土气不得体,破坏上海的城市形象。而一些新移民认为部分上海人以偏概全的看法是对他们的歧视,并且对老上海人逐渐形成反感情绪。
新老移民的冲突,基本存在于民间,在网络较为激烈。这种冲突一般被官方媒体刻意忽视淡化。上海一些本土论坛时常有网民鼓吹各类老上海人联合起来抵抗“新移民”和外地来沪人员。而新移民则经常称老上海人为“土著人”,无论是否对方是“原住民”、“本地人”还是“老移民”,并通过贬低他们试图塑造老上海人“小气”、“排外”、“刻薄”的负面形象,同时夸大自己对上海的贡献。一些外地人有时也会被这些论调欺骗,在不了解上海人,甚至根本没有去过上海的情况下就对上海人产生莫名的反感。这是文化冲突、人口迁徙、社会转变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在抵触中存在融合,在相斥也有包容。
媒体上公开的冲突也有发生,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圆润离开”。2009年12月23日,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动感101《音乐早餐》的主持人阚晓君用上海方言和另一位主持人聊天,收到一位声称“讨厌上海话和上海人”的听众的短信后,在直播节目中直接做出回应——“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离开你讨厌的人的周围。”这个委婉说“滚”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与关注。
截至2012年6月,上海实有人口已达2433.4万,来沪人口已达到982.3万,比2000年增长了183%。
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小短文300
1、打开冰箱时,为啥冷藏室会亮而冷冻室却不会亮——“成本效益原则”原理
“成本效益原则”是指只有当改后效益大于改进的成本时,才应该改进这个产品。
对于题目的问题,我们可以对比相关成本与效益。不管是在冷冻室还是在冷藏室,安一盏打开门就会自动亮的灯,成本差不多是一样的。这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固定成本”,在这里指的是,它不随你开关冰箱门次数的多寡而发生变化。
从效益方面来看,冰箱里有一盏灯,你找东西更方便。由于大多数人打开冷藏室的次数比打开冷冻室的次数要多得多,因此显然,在冷藏室安装一盏灯的效益更大。所以,既然加装一盏灯的成本相同,那么,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在冷藏室安灯就比在冷冻室安灯更划算。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门上要安装锁”,因为当时这种工业门都是有锁的,我们不会为了便利店而专门做一种不带锁的工业门。产品设计不仅要满足卖方保持低价便于竞争的需求,还要包含最符合消费者心意的功能。简单来说,成功的产品设计就是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在两方面实现平衡。
2、为什么破旧的钱币总是被先花出去——“劣币驱逐良币”原理
这种现象可类比经济学一个很著名的原理,“劣币驱逐良币”。目前,最通俗的解释是:当你的钱包里有一张崭新的百元钞票和一张破旧的百元钞票时,你总是倾向于把那张破旧的先花出去。久而久之,流通中的货币越来越破旧,新钱却没有花出去,仍然呆在钱包里,于是劣币驱逐了良币。
“劣币驱逐良币”原本是说:古时候,因为铸造货币工艺的差别很大,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的“良币”收藏起来,并试图将那些成色差的“劣币”转让给他人,这样市场上就同时流通着劣币和良币,且劣币得不到有效地制止和惩罚,如此循环,良币就会被驱逐出市场,质量差的货币反而在市场上流通了。
在现今社会中,大家可以不必担心“劣币驱逐良币”,人们虽然会排斥残币,但是对于新币的收藏偏好并没有古代那么强烈,或者说,即便收藏了新币,也不能兑换更高价值的东西。并且,钞票的更新成本并不算高,市场上的残币大都被商业银行收集起来,送交到人民银行销毁了。
当今,“劣币驱动良币”的现象已经被广泛引申到各个领域,人们用这一法则来泛指价值不高的东西会把价值较高的东西挤出流通领域,这个“劣胜优汰”的淘汰定律,可以引申出不同版本:官场的劣币驱动良币是“贪官排挤清官”。
婚姻市场的劣币驱动良币是“丑女先嫁,美女成为剩女”;在信用领域的劣币驱动良币,就是“格雷欣法则”即“失信者得利,守信者失利”的现象。
3、为什么富者更富,穷者更穷——“马太效应”原理
“马太效应”,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教育、金融以及科学等众多领域。其名字来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往往会选择生意比较好的饭店就餐,哪怕需要在店堂中等一等,也不愿意去一个客人寥寥的饭店。到医院就诊,我们宁愿在一个有名望的医生那里排长队,也不愿意到同一个科室医术平平的医生那里就诊。
于是,人多的饭店客人越来越多,老板的生意越做越大;而客人少的饭店人越来越少,最终门可罗雀,最好关门大吉,这就是马太效应。
对于富人和穷人而言,由于富人通常会借助雄厚的经济力量,从而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和发展机会,而穷人则同样由于经济原因,与富人比较,则要相反缺少发展机遇。
长此以往,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可以说,无论是在生物演化、个人发展等领域,还是在国家、企业间的竞争中,马太效应都普遍存在。赢家与输家之间,常常从起初的很小差距,发展为“赢家通吃”的结果。
4、为什么有些人会“以偏概全”、“爱屋及乌”——“晕轮效应”原理
俄国著名的大文豪普希金曾因晕轮效应的作用吃了大苦头。他狂热地爱上了被称为“莫斯科第一美人”的娜坦丽,并且和她结了婚。娜坦丽容貌惊人,但与普希金志不同道不合。当普希金每次把写好的诗读给她听时。她总是捂着耳朵说:“不要听!不要听!”
相反,她总是要普希金陪她游乐,出席一些豪华的晚会、舞会,普希金为此丢下创作,弄得债台高筑,最后还为她决斗而死,使一颗文学巨星过早地陨落。在普希金看来,一个漂亮的女人也必然有非凡的智慧和高贵的品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现象被称为晕轮效应。
所谓“晕轮效应”,就是在人际交往中,人身上表现出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掩盖了其他特征,从而造成人际认知的障碍。在日常生活中,“晕轮效应”往往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对别人的认知和评价。
比如有的老年人对青年人的个别缺点,或衣着打扮、生活习惯看不顺眼,就认为他们一定没出息;有的青年人由于倾慕朋友的某一可爱之处,就会把他看得处处可爱,真所谓“一俊遮百丑”。
“晕轮效应”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主观心理臆测,其错误在于:它容易抓住事物的个别特征,习惯以个别推及一般,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以点代面;它把并无内在联系的一些个性或外貌特征联系在一起,断言有这种特征必然会有另一种特征;它说好就全都肯定,说坏就全部否定,这是一种受主观偏见支配的绝对化倾向。
总之,晕轮效应是人际交往中对人的心理影响很大的认知障碍,我们在交往中要尽量地避免和克服晕轮效应的副作用。
5、单身土豪那么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小三——“帕累托优化”原理
“帕累托最优”原理,是指分配到达一种最理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所有人都达到了最好的利益水平。直白地说,就是达到“社会的大和谐”,而寻求这一结果的过程就叫“帕累托优化”。也就是并基于帕累托最优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理论上,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求更合理的配置。如果把社会男女比作“可分配”,再按照普遍的价值观,男人要找“貌美贤惠”的女人,女人要找“有钱又帅”的男人,这样搭配起来才让人觉得“最和谐”,达到“帕累托最优”。
如果我们不去深入研究“为什么‘有钱长得帅’的男人会找上‘不貌美贤惠’的女人”,就很容易理解那些自认为“比她貌美贤惠”女人为什么会想要对这对男女进行“帕累托优化”,即让那个“不貌美贤惠”的女人去找更适合她的“不有钱也长得不帅”的男人,让自己上位。
那类自觉“貌美贤惠的”女人会觉得,那个“不貌美贤惠”女人找到了更适合的,而且情况没有变差,因为她和那个“又有钱又帅”的男人都呆在了“总体利益更大化”的点上。反之,自认为“长得帅又有钱”的男人去挖“貌美贤惠”的女人也是一样的道理。
涉及到男女间的“帕累托优化”,就不得不说道德在其中扮演的戏份实在太轻。“土豪”和“高富帅”孰轻孰重美女们都知道,加个“未婚”或者是“已婚”的冠词,影响并不大。这个理论的漏洞在于,世界上从来都有那么多信息不对称,“有钱长得帅”的性格缺陷你无从知晓。
另外,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世界上从来都不存在真正的“帕累托最优”,劈腿者恒被劈,就是这个道理。
6、为什么有很多多年轻人迷上打游戏——“有效市场说”原理
“有效市场说”:如果在一个证券市场中,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那么就称这样的市场为有效市场。
游戏世界就好比一个“有效市场”。比如COC(Clash of Clan)游戏中,每个级别都有其对应的兵种。还能清楚地显示防御塔属性、玩家的资金、玩家曾经的战绩等。因此,玩家极易作出判断:是否打得过。打赢了自己能得到什么利益。
购买某个装备的金币,自己需攒多久才买得起,而且在游戏中的投入了,几乎百分百有产出,除非技术不好。另外,游戏中猪一样的队友和神一样的队友也容易判断,能让你快速决定是否要与该成员一起继续团战或另寻高人,现实中的合伙人却完全没有那么容易能在一两个回合内看出端倪。
所以说,充分披露的信息、非常容易把握的“投资”结果,游戏世界的公平有效是现实中无法比拟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人会迷上游戏的原因之一。不过,过分沉迷于游戏也不好,毕竟除了游戏,生活中还有很多事要做。
上海社保交多久能领生育保险,譬如我老婆今年八月份分娩,六月份才开始缴纳五金,那么她能领到保险金么
你好针对这个情况,估计你们不是上海本地户口。
领取生育金,这个需要女方缴纳社保。只要你在公司上班都可以缴纳的。
我现在下载了一份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你可以看一下。不知道是否对你有帮助。
根据《上海市人民关于修改〈上海市城镇生育保险办法〉的决定》(上海市人民第11号令),本市生育妇女的生育生活津贴最低标准不再与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挂钩,现确定月生育生活津贴最低标准为2892元。2009年起生产或流产的生育妇女的月生育生活津贴标准低于2892元的,按2892元计发。
上海市人力和社会保障局
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以下是从网上搜索来的,大家可以参考下。
上海生育保险办理全攻略(包括所有政策细节妈妈必读)!
可以不夸张地说,上海的生育保险是全中国做得最周全、到位、体贴的。上海的妈妈相当的有福啊!
那么,你是否在本市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之内呢?如果是,一定要来了解一下,究竟上海的生育保险制度是如何惠及你的家庭?在经济、就业等方面如何给予你保障和补贴的?没有领取的妈妈一定要仔细看看以下内容哦!
问:关于生育保险的具体规定和办理细节,是否有专门的咨询电话?
答:有的。具体咨询可以拨打上海市社保电话咨询中心(或叫上海市劳动保障电话咨询中心):12333
问:哪些生育妇女可申请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答: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生育妇女,均可按《办法》规定申请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一)具有本市城镇户籍的从业妇女,其所在单位已经参加本市城镇社会保险并按规定建立了个人帐户的;
(二)具有本市城镇户籍的失业妇女从业时按规定参加本市城镇社会保险并按规定建立了个人帐户的;
(三)具有本市城镇户籍的自由职业者、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人员,参加本市城镇社会保险并按规定建立了个人帐户的;
(四)其他在本市城镇单位就业,并按本市城镇社会保险规定的缴费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生育妇女。
问:哪些是属于“内生育”?
答:生育妇女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均属于“内生育”:
(一)内生育第一胎的;
(二)符合内生育第二个孩子条件并经市或区县计生委批准的;
(三)属于内生育但妊娠后流产的。
问:生育保险待遇包括哪些?
答:生育保险包括生育生活津贴和生育医疗费补贴两部分。
问:怎样申领生育保险待遇(生育生活津贴和生育医疗费补贴)?同时需要提供哪些资料?
答:
一、符合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条件的生育妇女生产或流产后可直接到就近的各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申领手续
符合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条件的生育妇女办理申领手续时需在柜台填写《办理生育保险申请表》并提供下列材料,均包括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
(1)本人
(2)夫妻双方的结婚证
(3)夫妻双方的户口本
(4)医院出具”生育医学证明”,即出院小结,上面注明顺产还是难产
(5)医院出具宝宝“出生证明”,全国统一的
(6)活期储蓄卡(女方实名制卡):浦发银行、工商银行、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汇。
(7)经批准再生育的,另需提供市或者区、县人口和生育行政部门出具的生育批准书。
(8)失业的生育妇女另需提供经失业保险机构审核的《劳动手册》。
(9)参加本市农村社会保险的生育妇女,另需提供本人农保帐户所在地的区、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的《生育保险待遇申领表(农保)》。
(10)非本市户籍的生育妇女,另需提供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生育行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允许生育的证明。
(11)符合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条件的生育妇女生产或流产后可以委托他人办理申领手续,被委托人另需提供本人的(原件和复印件)和委托人的委托书。
问:到哪里可以领取生育保险待遇(生育生活津贴和生育医疗费补贴)?
答:可直接就进到各区县社保中心(周一至周五9:00-11:30;1:30-4:30)
浦东新区社保中心浦东南路3993号50879091
徐汇区社保中心徐虹北路80号64864804
长宁区社保中心定西路1016号9F62512186(举报、投诉)
普陀区社保中心武宁路1032号62573913
闸北区社保中心沪太路711号56531268
虹口区社保中心曲阳路179号65085055
杨浦区社保中心江浦路736号55210395
黄浦区社保中心新永安路9号63112290
卢湾区社保中心中山南一路535号1楼63041494
静安区社保中心武宁南路211号62312119
宝山区社保中心友谊支路238号56695040
闵行区社保中心莘北路385号64929265
嘉定区社保中心博乐路69号59522253
金山区社保中心朱泾镇健康路271号57313749
松江区社保中心人民北路荣东路口57716059
青浦区社保中心公园路200号617054
南汇区社保中心惠南镇城西路61号58024030
奉贤区社保中心南桥路262号57414032
崇明县社保中心城桥镇人民路207号59620854
问:生育生活津贴的享受期限如何规定的?
答:生育生活津贴的享受期限:
(一)妊娠7个月(含7个月)以上生产或者妊娠不满7个月早产的,按3个月享受生育生活津贴;
(二)妊娠3个月(含3个月)以上、7个月以下流产的,按1个半月享受生育生活津贴;
(三)妊娠3个月以下流产或者患子宫外孕的,按1个月享受生育生活津贴。
妊娠7个月(含7个月)以上生产或者妊娠不满7个月早产的,除了按正常的3个月享受生育生活津贴外,还可按照下列规定享受生育生活津贴:
(一)难产的,增加半个月的生育生活津贴;
(二)符合生育晚育条件的,增加半个月的生育生活津贴;
(三)多胞胎生育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半个月的生育生活津贴。
问:生育生活津贴的标准如何计发?
答:生育妇女缴纳社会保险费累计满一年的,其生育生活津贴按下列办法计发:
(一)从业妇女,按本人生产或流产当月的城镇养老保险费缴费基数乘以本人按规定享受的生育生活津贴期限计发。个体工商户及其帮工、自由职业者的月生育生活津贴标准最高不超过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从业妇女,其生产或者流产当月领取的生育生活津贴,因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高于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00%,超过部分不计入缴费基数而不足其缴费年度工资收入的,不足部分应当由单位发放。
(二)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内的失业妇女,按经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核准的本人生产或流产当月的失业保险金标准乘以本人按规定享受的生育生活津贴期限计发。超过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的失业妇女,按本人生产或流产当月的本市同类人员的失业保险金标准乘以本人按规定享受的生育生活津贴期限计发。
生育妇女缴纳社会保险费累计不满一年的,其生育生活津贴按下列办法计发:
(一)从业妇女,按本人生产或流产当月本市企业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乘以本人按规定享受的生育生活津贴期限计发。
(二)在领取失业补助金期限内的失业妇女,按经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核准的本人生产或流产当月的失业补助金标准乘以本人按规定享受的生育生活津贴期限计发。超过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或者暂停领取失业保险金以及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但未领取过失业保险金的失业妇女,按经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核准的本人生产或流产当月的本市同类人员的失业保险金标准乘以本人按规定享受的生育生活津贴期限计发。
问:生育妇女的生育医疗费补贴是如何规定的?
答:生育妇女的生育医疗费补贴标准为:
(一)妊娠7个月(含7个月)以上生产或者妊娠不满7个月早产的,生育医疗费补贴为3000元;(二)妊娠3个月(含3个月)以上、7个月以下自然流产的,生育医疗费补贴为500元;
(三)妊娠3个月以下自然流产或子宫外孕的,生育医疗费补贴为300元。
问:从业妇女在生育期间是否还须缴纳社会保险费?
答:从业妇女在领取生育津贴期间仍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与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的从业妇女个人缴纳部分由其所在单位代扣代缴。从业妇女领取的月生育生活津贴扣除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后,低于本市企业职工最低月工资标准的,由生育保险基金予以补足。
按本市企业职工最低月工资标准享受生育生活津贴的,在规定的享受期限内适逢本市企业职工最低月工资标准调整的,可按新的标准执行。
问:办法出台后,是否会影响原来妇女“三期”享受的期规定?
答:不受影响。原来妇女享受的期规定仍按有关规定执行。
问:持蓝印户口的妇女是否在《办法》享受范围内?
答:不在享受范围。
问:《办法》中提到的工资性收入如何理解?
答:工资性收入是指:女职工请产或请产前正常出勤月的,企业根据国家和本市的规定以及劳动合同的约定,以各种形式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即列入工资总额统计的全部工资收入。
问:哪几种妇女不适用本《办法》?
答:
第一种:从未缴纳过城镇社会保险费的生育妇女;
第二种:在单位务工的或未在城镇居住的外地生育妇女,未缴纳过社会保险费,建立的是劳务关系,非劳动关系;
第三种,务农,或在乡镇企业工作的本市农村妇女;
第四种:参加本市农村社会保险但没有按照城镇社会保险缴费的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工作的妇女。
问:如何理解《办法》中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生产或流产的从业妇女已经享受的生育生活津贴不足其应享受的工资性收入的,不足部分的发放,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答:举例说明:如一从业妇女上一年度月工资性收入为10000元人民币,高于本市月平均工资300%,即高于9876元人民币,则按规定其最高社保缴费基数是9876元人民币,则其生育生活津贴的发放数额为每月9876元人民币×按规定应该享受生育生活津贴的期限。不足部分的每月124元人民币应由企业自行解决。
问:《办法》出台后,生育妇女平均待遇大约有多少?
答:第一项:生育生活津贴经测算,平均每人享受医疗期限大约为4个月(三个月90天+晚育30天),则人均生育生活津贴是2892元×4=11568元人民币(按照全市月平均工资2892元人民币计);第二项:生育医疗费津贴是3000元人民币;两项合计,生育妇女平均可以获得高达14568元人民币的生育保险,而这还不包括医疗保险承担的分娩住院医疗费。
问:个人是否需要缴纳保险费用?生育保险基金如何筹集?
答:《生育保险办法》明确规定,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办法》实施后,本市城镇生育保险基金暂从城镇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划转,个人不承担缴费义务,也不再增加单位的缴费负担。其中城镇养老保险基金按全市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工资总额的0.5%划转;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全市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工资总额的0.3%划转。关于《办法》中“用人单位每月按缴费基数的0.8%的比例缴纳城镇生育保险费”的规定,在本市对有关社会保险费费率进行调整时再实行。
问:办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答:除了一般社会保险所具有的强制性,社会性,供给性等特点,还具有以下特点:
1、社会化程度较高:即生育妇女在生育期间与企业适当剥离,不受单位的各种影响,生育保险费只需由个人直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结算即可。
2、保险覆盖面广:一方面单位参保范围突破了国家生育保险办法试行条例(1994年颁),除了城镇企业外,扩大到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等,另一方面在个人待遇对象享受范围上突破了国家生育保险试行条例(1994年颁),除了企业职工外,扩大到具有上海城镇户籍、参加本市城镇社会保险的女性,无论处于何种就业状态,即使处于失业状态,只要在就业时曾经参加过城镇保险办法也可享受;
3、个人不缴费,又不增加单位缴费负担,具有一定的性:暂从城镇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中划转;
4、保障基本的生活和医疗待遇:本办法在待遇处理上既体现公平,又体现效益。其中生育医疗费补贴体现公平原则,生育生活补贴费体现效益原则;
5、与其他社会保险的接口较多:与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均有联系,把参加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作为享受生育保险的必备条件。
具体计算方法:
1、不是晚育,顺产:2892×3+3000=11676元
2、不是晚育,刨腹产:2892×3.5+3000=13122元
3、晚育,顺产:2892×4+3000=14568元
4、晚育,刨腹产:2892×4.5+3000=16014元
P.S2892元是最低生育生活津贴基数,如果单位缴纳基数比2892元高,还是按照实际缴纳社保基数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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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状经济的含义
块状经济(Massive economic)
“块状经济”的历史十分悠久,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手工业时代“块状经济” 就已出现,而且已是手工业发展过程中十分突出的现象。工业革命之后,“块状经济”更加明显。现代工业城市的产生就是“块状经济”的集大成。当然,现在人们所突然注意到的“块状经济” 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的城市大工业而言的,它更多的是指“乡村小工业的集聚”,或是“城市边缘新兴产业群落的快速崛起”。前者如意大利北部地区,日本大田,德国巴登,中国的浙江,珠三角的个别地方(顺德古镇灯饰,东莞厚街家具、虎门服装、长安电子等);后者如美国西部的硅谷,印度班加罗尔,北爱尔兰,中国的东莞、苏州、昆山,台湾新竹等。各类科技“园区”、“开发区”“工业小区”就是由此而来。意大利的人文历史底蕴十分深厚,但这个国家在工业革命中落后了半拍,以大机器为标志的重型制造业比不上其他发达国家,所谓“福特式工厂”并不占主导地位。尤其意大利北部山区,交通不便,治安不良,大工业的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但这里以日用品、小商品为主的传统加工制造业近几十年来却不声不响地发展了起来,意大利西北和东北的许多小镇,成为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诞生地和出口创汇基地。
在中国浙江,除杭嘉湖宁绍的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差,国家投资少,大企业少,人均耕地少,更少。尤其温州,78%的山地,5%的河流海岛,只有17%的平原。但浙江以“轻、小、私、加”起步,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由一个“小省”成为“经济大省”。“浙江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浙江现象”除产权清晰的微观主体外,最引人注目者当属“块状经济”。
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调查,浙江有56种特色产品产量全国第1,居前10位的有336种,占总数的63%。这,或许就是“浙江现象”最大的奥妙所在。温州鹿城区的鞋、服、眼镜、打火机;永嘉桥头钮扣;瓯海泵阀、阀门;柳市低压电器;苍南金乡标牌、包装;钱库印刷;湖前塑料纺织;宜山再生纺织;虹口电子元件;萧山轴承、冥币;湖州织里镇的童装;上虞嵩厦制伞;嘉善木条;濮苑羊毛衫;分水制笔;绍兴柯桥的轻纺、化纤;永康小五金;海宁皮革、服装;余姚轻工模具;鄞县服装;奉化服饰、塑胶;慈溪鱼钩、长毛绒;嵊州领带;诸暨店口的铝塑复合管;袜业;牌头蚊香;义乌小商品;东阳木雕;椒江精细化工;温岭摩托车配件;路桥日杂百货;玉环小农具;新昌胶囊;安吉转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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