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终结油价战役的原因_美国终结油价战役

2024-08-16 03:20:51

1.以史为鉴：冷战时期的大国经济博弈

2.8元油价与锂价暴跌，终结特斯拉、雪铁龙掀起的价格战

3.最新油价调整：10月24日成品油上调0.15元每吨分别提高185元和175元

以史为鉴：冷战时期的大国经济博弈

美国终结油价战役的原因_美国终结油价战役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作家乔治_奥威尔(GeorgeOrwell)在一篇文章中首次使用了"冷战"一词描绘了一个核武器阴影下的世界。

在奥威尔的描绘中，受破坏性武器的相互制衡，大国之间直接战争得以避免，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徘徊在危险边缘的敌对行动：间谍、诡计、权谋......世界就此陷入一个“没有和平的和平”(peacethatisnopeace)。

一语成谶。

随着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相继出台，一场彼此猜忌和怀疑的"不信任漩涡"将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卷入了一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这主宰了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政治。

在这期间，美国对苏联展开了除军事行动外的一切遏制，从贸易管制、经济制裁、联盟对抗、技术围堵到围绕粮食和石油的经济战，苏联也一一接招，取了反制措施。

在20世纪70年代，两大集团的较量中，苏联还占着上风。但或许正是这段时期相对的繁荣掩盖了苏联经济中的根本性问题，包括重工轻农、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畸形经济结构和过于依赖石油的外汇收入来源。

忽视了这些问题的苏联继续将大量的投入到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和"星球大战"中去，最终导致社会动荡，走向解体，这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也落下了帷幕。

经济封锁：孤立和拉拢

在经济方面，美国一方面利用贸易管制、经济制裁等手段将苏联孤立在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之外，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对欧洲实行经济援助，拉拢西欧国家，共同遏制苏联集团。

贸易管制：1947年12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对苏联集团各国实行贸易管制，无限期停止向苏联国家出口美国短缺物资和有助于增长苏联军事潜力的物资。次年3月，美国开始实行新的贸易管制制度，禁止向苏联、东欧国家出口美国贸易管制清单内的各种物资。

1949年2月2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战后的第一个《出口管制法》，把对苏联国家的贸易管制战略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美国的贸易管制清单包括全面禁运类和限制出口数量类，当时杜鲁门认定，贸易管制的广度和深度必须能够影响苏联的整个生产体系。

在贸易管制的影响下，美国对苏联的出口迅速下降，从1952年时的2700多万美元锐减到1.5万美元。

在双方抗衡的四十多年里，美苏贸易局势也随着双方关系忽冷忽热。在矛盾激化的时期，美国对苏联实行禁止贸易、出口配额、中止投资等严厉政策，甚至还要求第三方国家对苏联相关领域的出口必须经过美国的许可。

贸易管制严重阻碍了苏联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断绝了其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直接导致苏联被割裂，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几乎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苏联高新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遭遇掣肘。

苏联的对外贸易额在世界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处在2.6%-4.2%之间，直到1988年还处在5%之下。80年代贸易出口额占GNP的世界均值为21.8%，而苏联仅仅为7.7%。苏美两国在贸易领域的差距一直相当显著，苏联的出口额平均只有美国的1/3。

经济制裁：美国最爱使用的经济制裁大棒在冷战期间自然也不会缺席。据国际经济研究所统计,1945年以来,大约三分之二的制裁都有美国参与。在1960年-15年期间，美国曾26次威胁或实施经济制裁。

1981年12月29日，里根以苏联支持波兰军事管制为由，宣布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

具体经济制裁措施包括：中断苏联航空公司对美国的一切飞行；命令关闭苏联购委员会；停止签发和延长向苏联出口电子设备、计算机和其他高级技术器材的许可证；推迟举行新的长期谷物协定的谈判；暂停签订新的美苏海运协定的谈判；向苏联扩大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设备将需要得到批准；命令停止签发向苏联出口这些设备(其中包括铺管机)的许可证；不延长应于近期续订的美苏之间各项交流协定，其中包括能源、科学和技术协定，并将对其他所有的美苏交流协定进行全面的审查。

此时，两大集团的冷战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已是微乎其微，苏联在相当大程度上也不再依靠西方技术和资金，但这样的制裁对于当时已经是风雨飘摇，处于“解体”前夕的苏联来说，依然是一场雪上加霜。

例如，1982年，通过切断切断苏联在西伯利亚修建的新的天然气管道以及与日本合作开发能源所需要的大部分技术，使得苏联外汇收入锐减，由此损失了150-200亿美元收入。

援助盟国：在美国的战略中，对苏联国家的遏制政策和对西欧国家的扶持和拉拢政策是一对孪生兄弟。

在八千字电文中提出“遏制战略”的乔治·凯南在1945年5月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阐明了复兴欧洲的观点，他认为欧洲的经济困难会给苏联造成可趁之机，是欧洲的经济失调趋势才使得一切极权主义运动得以盛行，美国的复兴就是要克服这种趋势，因此援助欧洲是美国遏制苏联和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必要措施。

1947年6月5日，时任美国卿的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正式提出马歇尔(TheMarshallPlan)，又称欧洲复兴(EuropeanRecoveryProgram)。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马歇尔正式启动，持续到1952年6月。

在这段时期内，欧洲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接受了美国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

依据国际开发总署（Agency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统计，马歇尔主要参与国家及份额为：英国（24.7%）、法国（21%）、意大利（11.7%）、德国（10.8%）等。从援助的形式上看，主要包括美元援助、技术协助、担保金以及对等基金等。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作为提供援助的条件，美国对欧洲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即打破战前各国间贸易、关税的壁垒，缩小国与国的差别，创建欧洲经济的一种新结构。

《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中第115条，规定西欧国家必须与美国签订多边与双边协定，才能取得援助；受援国输出的主要商品和经济，都必须由美国为执行马歇尔而设置的机构—经济合作总署(ECA)同意；必须用美国的一部分资金，生产美国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必须撤销关税壁垒或减低关税率以利美货倾销；取消或放松外汇限制；并为美国储备战争工业所需的战略原料；在经济上接受美国的监督等等。

有分析认为，欧洲在“经济一体化”后对美国的依附，一方面有助于美国对苏联和德国进行“双重遏制”，使得美国有效承担起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责任和地位；另一方面有助于减轻美国在欧洲的经济负担，尤其是取消欧洲国家间关税壁垒的做法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面对西方的经济围堵，苏联也推出“莫洛托夫”来抵制和反击"马歇尔"，援助东欧经济发展，并与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签订一系列贸易协定。

但“莫洛托夫”虽然极大地促进了战后苏联和东欧的复兴,加强了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但却制约了东欧国家和西方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也是导致苏联、东欧严重背离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因素之一，东欧经济发展越来越落后于西欧。

技术遏制：美苏博弈的核心领域

在冷战阴霾下，科技是美苏博弈的核心领域。

为了在技术方面围堵苏联，在美国的提议下，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CommitteeforMultilateralExportControls)，又称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CoCom）于1949年正式成立，并于1950年1月开始活动。

作为一个不公开对外、没有正式条约的非正式国际组织，巴统集结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腊、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十七个成员国。

其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

此外，为了防止盟国对禁运政策的抵制，美国国会于1951年通过了《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MutualDefenseAssistanceControlActof1951），通过削减援助等方式逼迫西欧和日本进入共同防卫的轨道上来。

20世纪70年代后，为增加贸易收入，美国开始利用巴统“例外程序”，扩大出口禁运物资，但限制高新技术转移仍然是“缓和时代”不可突破的障碍。

16年2月，国防部国防科学局研究小组向国防部长提交一份题为《对先进技术输出管制的分析》报告，系统论证了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的重点从战略物资禁运转向限制高新技术转让的必要性和涉及的一系列政策问题。

19年，美国《出口管制法》正式将限制高新技术转让作为出口管制的特殊重点，并将军事方面重要技术清单作为美国商品管制清单的组成部分，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大型计算机系统技术，软件技术，瞬时处理信息自动控制技术，集成材料、防务材料处理和制造技术，能源开技术，大型集成、特大型集成设计、制造技术，军事仪器技术，电子通信技术，诱导和控制技术，超短波构成技术，军用车辆引擎技术，高级光学(包括光纤)技术，传感技术，海底系统技术等15种技术列为禁运范围，后来又将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工作母机、电子复合硅、激光装置增补列入对苏联的禁运清单。

1982年11月，美国建议在巴统管制清单中新增种类100余种，最终巴统成员国同意将其中58种纳入管制清单，包括浮动船坞、宇航船、太空登陆器材、超导材料、机器人、机器人控制系统、特殊合金生产技术和设备、海上油气开技术等。此后高新技术的开放和禁运范围虽有微调，但阻止高新技术流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趋势不变，甚至得到了强化。

苏联注重发展和吸收对军工发展比较重要的重工业技术，在航空航天、潜艇等军工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处于世界顶级的水平。

但片面发展军事重工业的苏联忽视了轻工业的发展，导致了畸形的经济结构。1940年，苏联重工业占整个工业生产总值的61.2%，1955年上升至70%，1960年高达72.5%。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机器制造业产品中60%以上是军事商品，而耐用消费品只占5%-6%，国家发展科学的拨款中75%用于军事科研。

当时苏联轻工业技术落后，甚至无法满足国民生活需求，严重依赖进口。在技术输入遭到围堵断绝的情况下，事关民生的轻工业无疑成为了与美国较量中苏联的一大薄弱环节。

面对严格的技术封锁，苏联转向东欧工业国家大量购，或者花更大成本通过中立国进口西方禁止对苏联出口的技术设备，甚至通过地下渠道和商业间谍来获得先进技术。

70年代，由于局势的缓和，苏联加大了向西方购机械设备的力度，化学、汽车、能源开设备以及计算机等都是苏联引进的对象。但有限的技术引进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帮助苏联成为真正的技术强国，反而如饮鸩止渴，削弱了苏联加大自主研发的动力。

随着前苏联1991年解体，1994年4月1日，“巴统”正式宣告解散。但西方国家的技术出口管制并未就此消失，1996年以西方国家为主的33个国家签署了《瓦森纳协定》，接棒“巴统”实施新的控制清单和信息交换规则。

直击七寸：石油和粮食

苏联石油丰富，是其获取硬通货的主要来源。上世纪60年代，向西方出口石油的收入每年占苏联外汇总收入的40%，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的经济已经严重依赖石油出口。

但成也石油，败也石油。

13年，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从每桶不到3美元涨至超过13美元；19年，由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以及随后的“两伊战争”，“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再次从每桶14美元飙涨至35美元。

飙升的油价引发了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衰退，却为苏联送来了巨额的外汇收入，为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提供了经济基础。

但进入上世纪80年代，国家油价随着世界经济连续衰退而开始走软。1985年8月，沙特石油出口从不足200万桶/日猛增到约600万桶/日，年末更达到900万桶/日。当年11月，国际石油价格从30美元/桶一路下跌，在不到5个月之后跌至12美元/桶。这使得苏联在一夜之间损失了超过100亿美元的硬通货，几乎是其硬通货收入的一半。

按照苏联能源部官方统计，1985-1988年世界油价下跌，从年的212.6美元/吨下降到1988年的93美元/吨，下降了129%，致使该国四年间共计损失400亿卢布。

与此同时，美元贬值使苏联每年减少大约20亿美元收入。这令本已问题严重的苏联经济雪上加霜，并成为了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导致油价急速下跌的沙特增产的背后力量一直被认为是来自美国。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里根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提出针对苏联的隐蔽经济战，其核心是通过对一个国家经济体进行研究，找到它的脆弱性，找到其咽喉命脉，并针对这种脆弱性，通过经济手段进行打击，削弱其国力。

中央情报局研究结果发现，苏联国民经济体系对油气出口的高度依赖。“在部分年份中，石油和天然气所赚取的硬通货占据苏联全部硬通货的60%-80%，并且这些收入成为苏联经济体制的一个支柱。苏联虽然从西方赚取硬通货，但它需要用这笔钱从西方购买粮食和技术，以维持经济体制这个庞然大物。”

于是里根决定从国际原油入手，一方面加强出口管制，通过禁运钢管和管道设备的措施，迫使西欧放弃与苏联业已签订的大口径管道出口协议，要求它的盟友减少对苏联集团石油贸易的依赖；另一方面，通过为沙特提供安全保障，并提供最先进的预警机和毒刺式导弹，与沙特结成反苏同盟。

（来源：中国经济网）

美国还通过限制苏联天然气出口数量、向苏联转让有误技术来破坏苏联经济。美国鼓励西欧国家利用各种替代能源，减少对苏联天然气供应的依赖。

此外，1983年，美国还将一项协议强加给了国际能源机构，限制欧洲从苏联进口的天然气比例，规定西欧从苏联进口的天然气不得超过其能源需求量的30%。这项协议于1983年5月在威廉斯堡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正式签署，它切断了苏联从西欧获取硬通货的渠道。

除了能源领域，美国还盯上了苏联的另一个软肋——粮食进口。

由于片面发展重工业，苏联对农业投资甚少，农业产出无法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苏联成为世界最大粮食进口国，而美国正是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由，吉米·卡特于1980年1月宣布对苏联实施粮食禁运，中断1500万吨对苏出口粮食，并协调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等美国传统盟国参与这次粮食禁运，保证它们向苏联出口粮食不超过“正常和传统”水平。

为应对“粮食禁运”，苏联取优先从多国进口的方式减少对美国的过分依赖。1980-1981年苏联从阿根廷粮食进口量超过了美国，成为了苏联第一位粮食进口国。与此同时，苏联还扩大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的粮食进口量。

1981年里根上台后，在3月24日部分取消长达15个月的对苏联粮食禁运，3个月后恢复对苏联大量出售粮食。虽然美国重新向苏联出口粮食，但苏联粮食从多国进口的政策仍在继续。美国的禁运使苏联和美国均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冷战的终结

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解散、苏联解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这一系列重大被看作是冷战时代结束的标志。

美国对苏联的缓慢绞杀过程中，经济方面利用贸易管制、经济制裁和拉拢盟友的方式，阻碍苏联贸易发展，断绝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技术领域，联手西方国家实施限制高新技术转让的管制政策；此外，美国根据苏联是粮食进口大国以及对石油出口依存度高的特点，针对性地对苏联经济贸易的痛点及弱点进行突破。

虽然苏联也取了一些反制措施，例如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不允许东欧各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出“莫洛托夫”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但效果并不显著，经济结构的失衡与经济体制的不灵活制约了其反制美国的能力与空间。

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两大集团的较量中，苏联还占着上风。当时苏联经济总产量相对美国缓慢但稳定增长，钢铁等特殊产品的产量超过美国。在苏联出口中占巨大份额的能源和黄金价格都大幅度上涨。

而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却陷入动荡，15年经历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布雷顿森林体系陷入混乱，滞涨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政策困境。

但或许正是这段时期相对的繁荣掩盖了苏联经济中的根本性问题，包括重工轻农、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畸形经济结构和过于依赖石油的外汇收入来源。

忽视了这些问题的苏联继续将大量的投入到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和"星球大战"中去，人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最终导致社会动荡，松动，走向解体。

参考资料：

崔丕，2002，美国《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1951)》的形成及其影响

王荆杰，2015，浅析马歇尔的作用与影响

刘林元、聂资鲁、周显信，2003，论马歇尔的战略眼光

欧阳向英，2018，冷战期间美国是如何遏制苏联的

东北证券沈新凤，2018，由美苏冷战反观中美贸易摩擦——从经济角度出发

华泰宏观李超，2018，美国历次贸易摩擦胜利了吗？——中美贸易摩擦系列研究（二）

_望智库，1980年代油价暴跌拖垮苏联是美国的阴谋吗？

梁孝，美国的经济战、苏联解体及其对中国的警示

韩冬雨，莫洛托夫对东欧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

Cooper,RichardN.2008.EconomicaspectsoftheColdWar,1962-15.WCFIAWorkingPaper2008-0018.

8元油价与锂价暴跌，终结特斯拉、雪铁龙掀起的价格战

新能源车涨价，特斯拉官降，中国品牌跟进，燃油车掀桌子，部分车企开启保价模式。以上大约是从去年底到今年初，国内车市的经历的一系列过山车似的价格大乱斗。就当上个月大家还在讨论价格战要打到什么时候，到底是“保价派”技高一筹，还是掀桌子的更得人心时。国内油价迎来今年最大涨幅，以及碳酸锂半年不到的时间暴跌近66%的消息，恐怕要为一季度风风火火的汽车价格战，画上一个句号了。

份额降、油价涨，油车再打价格战也没用？

持续数月的价格战，简单来说，就是车企们为了留在“牌桌上”所做出的努力。但是价格战拼的却不是车价本身，甚至也不是制造成本，而是在风云变幻的车市格局中，对于产品、车企的预期。试想，如果明确告诉你，某家车企明天就要关门大吉。那么即便现在它的产品就是打骨折，恐怕绝大多数人也不会选择去趟这趟浑水。这种案例并非没有发生过，对于曾经选择退出中国市场的品牌而言，其收尾的库存，最终归宿往往是租赁或二手市场。而它们在退出之时也并非没有选择大幅降价，但无论消费者还是车市同行，对此行为其实大多也都并不在意。

那为什么现在都开始在意了呢？因为彼时的降价，是准备卷铺盖走人，而现在的降价是为了继续撑下去。特别是对于燃油车领域而言，大家账本都非常清楚。首先，大盘是基本稳定的。自2017年到2022年，国内乘用车销量基本围绕2400万辆左右水平震荡徘徊。其次，存量的数据中，新能源车的份额逐渐提升。去年国内新能源车销量已经突破650万辆，同比几乎翻番，实现每卖出四台车，就有一台是新能源车的格局。按照前面“买预期”的论调，其实燃油车目前已经处于守势状态，而油价可能会是压垮这一姿态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全球主流车企纷纷选择“锁死”燃油车科技树，将有限的财力和精力都投入到挖新战壕时。其实也等于变相“锁死”了燃油车的制造成本。平台化的制造方案，多产品（甚至多品牌）共线的生产方式，成熟的供应链体系。简单来说，只要边际效应能够维持，燃油车的生产制造就会保持在可控且较低的水平。这也成为传统车企打价格战时手握的重要筹码。但油价对于消费预期的影响，恐怕会导致传统车企不再愿意主动将手中的筹码掷出，而是被动选择固守。

我们先来复盘一下近年来油价与车市的关系。在去年上半年一波10涨2跌的走势下，国内油价也从“6元时代”快进到“9元时代”。叠加其它因素影响，去年3-5月份国内汽车销量同比降幅明显，但同期的新能源车市依旧保持正增长状态。然而到了去年下半年，整体画风为之一变。一方面，3涨8跌的油价走势，并没有让“10元时代”到来，还在年底成功将92号汽油压在了8元以内。另外，部分燃油车的购置税优惠政策，也刺激了去年下半年的车市表现。

再把时间拨回今年，虽然购置税优惠告一段落，但油价在第一季度基本克制，并且3月份的两连跌，让很多地区的95号汽油都跌入了8元以内。相对宽松的油价走势，让车企的价格战足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但4月份的大幅上涨，无疑再次唤醒了消费者对于油价的记忆。特别是在地缘局势暂无缓和迹象，以及供需关系的客观状态下。消费者恐怕也会产生油价将会处于高位震荡的预期。加上燃油车本身就处于份额被挤占的防守姿态，叠加使用成本的预期，车企自身继续价格战的预期收益自然会持续萎缩。当然，燃油车也不用担心新能源车会趁机利用价格“收割”，因为它们也准备收手了。

喘口气、继续卷，电车也打不动价格战了？

从市场份额来看，新能源车预期向好，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只不过面对新势力的加入，中国品牌的崛起，以及传统外资车企的转型，整体大盘的向好，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分到预期的蛋糕。于是新能源车也一度选择在价格战问题上与燃油车联动。但是热闹的价格战掩盖了至少两个问题。其一是国补的取消，即便是退坡之后的水平，对于国内新能源车企而言，在成本压力上绝对是“伤筋动骨”的存在。另一点则是技术上的投入，无论现在热门的800V，还是智能驾驶、座舱，以及充电桩与换电站等硬件投入，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仅以造车新势力“蔚小理”来看，如果刨除研发费用一项，那么至少理想汽车已经可以实现盈利了。

当然，与很多手里只有一本新能源账的中国品牌车企不同，绝大多数外资车企还有燃油车可以输血。不过就像前面聊的那样，燃油车现在处于自顾不暇的状态，恐怕也只有诸如宝马、奔驰这种一线豪华品牌受波及程度较小。但这些具有宽阔护城河的品牌，本身从来也没有加入价格战的意思。

再把视线拉回新能源车，其价格战标志件当属特斯拉今年的大幅官降，以及国内油价缓和时，燃油车掀桌子带来的市场“恐慌”。如果说后者带来的“危机”已经消散，那么前者还会再动手吗？无论是同行的试探，还是消费者的期待，有关特斯拉在上周六再次大幅降价的传闻确实“如期而至”。只不过特斯拉这次选择让同行安心。顶着特斯拉“全球定价最低”市场的头衔，上周“星舰”都炸了，又怎么可能再降价呢？这当然是开个玩笑，但特斯拉所谓“成本定价”的策略也实属贴金。实际原因恐怕只要翻看特斯拉去年的销量、订单表现就一清二楚了。

去年12月份，特斯拉中国批发销量环比下滑超4成。这似乎做实了特斯拉当时在国内减产，以及销量不及预期的传言。而根据有关数据披露，去年年底，特斯拉在国内挤压的订单只剩5千多台。这些或许才是刺激特斯拉在今年年初直接在价格上“放大招”的根本原因。但是降价带来的负面效果也在显现。根据今年一季度的数据，特斯拉营收同比增长近24%，净利润却同比下滑约24%。很显然，降价带来了销量，但盈利能力也下滑迅速。从产品毛利率来看，特斯拉也几乎下滑了10个百分点，毛利跌至20%以内，已经低于经营目标线。这种局面下，趁着上游大宗供应链降价“回血”还来不及，又有谁会挑头搞价格战呢？

总之，一季度国内车市略显混乱的价格战似乎要被画上句号了。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确实在价格战之中收获到了一定的销量。但油车的前景并不完全在自身的价格上，反倒是继续“割让”利润，所能得到的正向反馈在减少。如此以来，等待类似去年购置税政策那样的“普惠”性质的利好，似乎成为更理想的选择。而新能源车方面，就算是成本控制大户特斯拉，也得喘口气。与其指望碳酸锂的暴跌促使新一轮价格战开启，还不如期待诸如4680电池、一体压铸车身等基础落地，从根本上进一步压低成本，以实现“油电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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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油价调整：10月24日成品油上调0.15元每吨分别提高185元和175元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2022年10月2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标准品，下同)每吨分别提高185元和175元。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见附表。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